□胡汉杰

从小学到中学，语文老师上课讲的总是解词释句、语法修辞、段落大意及中心思想，很少讲到文学，讲到语言的表情达意，我越想越觉得枯燥乏味。写作文更使我厌烦，诸如《我的家庭》《记暑假（或寒假）的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类题目，从小学到中学不知道写过多少篇，我越写越烦，越写越没劲。

读初中时，新来了一位教语文的黄老师，是宁波人。第一堂作文课，他让我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新鲜事。我兴趣来了，劲儿来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子里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

作文交上去之后，我萌生了期盼。我以为我交上去的这两首诗是杰出的，况且，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扬，更没有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因而，我心里热乎乎的，期盼有这样一次“出头”的机会，而且感到这机会正朝我走来。

黄老师抱着厚厚一撂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来，然而45分钟一晃就过去了，要读的范文宣读了，要表扬的生动词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病句也被点出来了，可终究没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只剩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手里，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黄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写下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不是滋味，愈觉得不是滋味就愈不能忍受，况且，黄老师没有给我作文打分！我觉得受了极大的耻辱。我委屈得流下了眼泪，脑子混混沌沌，不知所措。好不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黄老师办公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获准进办公室后，我看见黄老师正在木架子的脸盆里洗手，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您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黄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还用问？”

我把作文本摊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您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您的评语是这样写的吆！”

他冷峻地瞅着我，眼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接着他喷出一口烟，终于很肯定地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说：“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冷地说：“不需要凭据。”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然地抽着烟：“我不要凭据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

于是，我突然想到我是从农村来的孩子，想到我粗布衣衫的丑陋，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些判断我不能写出这两首诗来吗？我火上心头，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这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我要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他那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然一颤，就把那些碎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愤愤地不辞而别。

夜自修开始了，我摊开书本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由于这件事，期末成绩报告单“品德评语”栏，我的等级由原来“甲”降到“乙”。

打这以后，黄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点我的名要我回答问题，在校园里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我写下一篇《汪汪看门》的小小说，篇幅短小，仅有一千五百来字，取材于我们家养的一只狗的一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讲座，黄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没有提及，我心底里的火又死灰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我翻到末尾的评语栏，连篇的好话竟然写了满满的一张方格稿，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95”。平时作文满分是不超过“85”的，这就是说，我这次成绩是前所未有的！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95”的高分，为什么讲评时不提到我一句呢？我想，他大约意识到小觑“乡下人”的难堪了。当时，我心里就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该有凭据证明前头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继续着。

一天，放晚学了，我做完“值日生”工作，提着畚箕去倒垃圾，刚跨出校门，有人拍了我的肩膀，一扬头，是黄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办公室去一下。”我心里疑虑重重，怕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走廊，黄老师的一只胳膊搭到我的肩上，我的心猛然一震，慌得手足无措。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就搂住我的左肩，这样一个超级亲昵的举动，顿然冰释了我心头疑虑，却更使我局促不安。

走出办公室，黄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县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学校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篇，一篇是初三同学写的议论文，另一篇就是我的《汪汪看门》。

啊！真是喜出望外，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时光匆匆流逝，不知已多少年过去了，但我却忘不了那浓厚的宁波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