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水根

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童年的记忆里，总晃动着一群背着工具箱的文成人。那时国家刚走过抗美援朝的硝烟，刚熬过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得连锅底都映得出人影。可文成人凭着一双巧手，硬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走出了自己的路。他们农闲时走村串户，棕片在他们手里翻飞成遮风挡雨的蓑衣，毛竹被劈成细薄的篾条，编成结实的箩筐、簸箕，还有铺在晒谷场上的竹席。杉木被锯开、刨平、箍紧，变成挑水桶、饭桶、马桶，甚至小孩子冬日里站着烤火暖身的站桶——那些圆滚滚的木桶，不知温暖了多少农家孩子的寒冬。

文成人聪明，勤劳，手艺精，肯吃苦。可更让我难忘的，是他们那股子“精神”劲儿。每天在主人家吃三顿饭，工钱只收一块二到一块五。那年月，一块钱能买好几斤米，可许多农户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文成人没活干也不愿意休息，他们把目光投向农家阁楼的角落，看见那些破损的家具、农具，便对主人说：“这东西修修还能用，扔了可惜。”农户满脸愧疚，摆摆手说实在拿不出工钱。文成人呵呵一笑：“工钱不要了，管口饭吃就行。”

这话轻飘飘的，可落在那个年代的尘土里，是多少重量？他们不是不缺钱，不是不知道那点微薄收入攒起来能派多大用场。他们只是把“人情”二字看得比铜板重，把“手艺人的体面”守得比什么都牢。他们既帮助了别人，又把自己赚到不多的钱口袋捂得紧紧。

这种精神，像一粒种子，不知不觉就落进了我心里。

后来我当了兵，转业回来进了体制，成了公务员。旁人眼里，这是“铁饭碗”了。可他们不知道，我祖宗十八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八十年代转业回来时，家里还没脱贫。那时候云和县的木制玩具产业刚刚起步，规模不大，外地人还没大量涌进来，玩具厂老板只能在本地招工。我让妻子去厂里领些零星的玩具小件回家加工。下班后，周末里，我们夫妻俩就坐在灯下，给那些小木件打磨、上胶、组装。一天下来，也能挣二十来块钱。那二十块钱，在当时够买好几斤肉了。而我每月的工资，就这样一点点攒了起来。

有人说，你是国家干部，何苦干这个？我笑笑，没解释。因为在我心里，文成人的影子一直都在。他们背着工具箱翻山越岭的样子，他们蹲在农家灶台边啃着红薯说“工钱不要了”的样子，他们粗糙的手指把一根根篾条编成结实箩筐的样子——这些画面，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

勤劳不是丢人的事，靠自己的双手贴补家用，更是顶天立地的事。文成人用棕片和毛竹教会我的，和我与妻子用砂纸和木件体会到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人活着，手不能闲，心不能懒，日子是一点一点熬出来的，也是一点一点好起来的。

如今日子宽裕了，那段拿回家加工玩具的岁月早已翻篇。可每当我看见街边修鞋的、补锅的手艺人，心里总会泛起一阵温热。我知道，那是我心里的文成人，隔着几十年的光阴，仍在向我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