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世荣

1945年8月21日，浙南山城云和难得地热闹起来。县政府、县党部、参议会及地方士绅设宴欢送即将启程回杭州主持复员工作的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席间黄氏对云和“年来之建设及今后应继续努力各点，颇多励勉”。丽云师管区邓司令甚至“特演剧两天”以表心意。这场盛大的告别仪式，为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画上了句点——整整三年，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承载了战时浙江省会几乎全部的中枢职能。

仓促入山：无处可退的避难所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兵锋直指金华、衢州。原驻永康方岩的浙江省政府被迫再次迁徙。起初计划迁往松阳，但“突闻衢州、龙游皆已失守”，情势急转直下，仓促间决定改迁云和，并明确其为“临时省会”。

迁移过程混乱而艰难。云和档案馆藏档案清晰记录了这场大迁徙的仓皇：5月底至6月初，短短十余天内，浙江省立英士大学、第一辅助医院、财政部贸易委员会金华分处、工业改进所、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等数十家省级机构如潮水般涌入。他们争相致函云和县政府，请求协助解决办公场所与运输问题。

此时的云和，仅是一个“四百数十家住户的村镇，连一座土围墙都没有”（黄绍竑语）。面对陡然涌入的大量机构与人员（公务员及眷属数量远超土著人口），云和承受着空前的压力。破祠堂、烂庙宇被征为办公场所，民居灰房、毛房改为职员宿舍，整个山城在慌乱中重组。

黄绍竑在回忆录中道出了省府三迁的无奈与悲壮：“第一次临时省会方岩，距离敌人大约是一百五十公里，我们都走了，第二次临时省会云和，距离敌人仅八九十公里，我们也移动了。这次距最前线的敌人不过四十公里，我们还没有退走。”他坦承：“的确，我们是弄得无处可退，无法可走，才有这种镇定的修养啊！”

山城砺剑：困境中的坚持与建设

在日寇“在山里吃草根树皮，不久就都要饿死了”的嘲讽中，云和这座临时省城顽强运转了三年。它不仅是政治军事中心，更汇聚了文教、卫生、工业等资源。

档案显示，除了省政府各厅处，云和还容纳了战时儿童保育院、浙江省立英士大学、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丽水事务所、难民染织工厂等各类医院、工厂、学校。1945年初统计，城区及周边公营事业单位就达22家，繁华时有杭州饭店、五峰饭庄、新新酒家、得胜馆、丁文社、王和楼、经济饭店永华酒家（古官巷）、旅行饭摊等11家酒家饭店营业。

尽管条件艰苦，建设仍在进行。黄绍竑提到，政府在此修建了瓦窑水力发电厂，使“十几方里以内黑暗的农村，放了光明”；开办了学校和医院，“使附近的儿童与人民，获得较为丰富的知识，与减少疾病死亡的痛苦”；还建造了民族复兴馆，作为这段岁月的永久纪念。这些举措“无形中把这里的文化程度，至少提高了几十年”。

胜利的曙光与离别的阵痛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山城沸腾。8月21日，由黄绍竑坐镇的主席行辕作为先遣队，率先离开云和，经龙泉、浦城、江山，于9月7日抵达杭州，负责接收伪政权机关。随后，省级机关开始分批回迁。

然而，归途并非坦途。云和此时正深陷鼠疫的黑色恐怖。9月初，《浙江日报》即报道云和鼠疫“日来益形猖獗”，县党部紧急请求省卫生机构留驻。疫情严重干扰了回迁计划。9月19日的省府会议记录显示：“省会迁回杭州后，因奉主席来电，前方部署未定，沿途交通工具困难，暂缓行动。惟以云和鼠疫猖獗，为彻底疏散人口，以利防治计，各厅处主管人员暂驻云和办公，必要时移至丽水。”

疫情愈演愈烈。10月，民国《浙江日报》通讯员姚吉昌在《冷落清秋描山城》的特写中描绘了省府北迁后云和的凋敝与恐慌：商铺倒闭、夜市消失、街头冷清，而鼠疫已从城区蔓延至古竹、瓦窑、小徐、黄水碓、赤石等乡村，“死亡累累，不可数计”“人心皇皇，不可终日”，甚至出现“廖姓商人一家八口尽作鼠疫鬼”的惨剧。

在疫情与复员的双重压力下，10月8日黄绍竑自杭州电令：“留云各厅处人员，即日开始行动，限十天内迁返杭州。”10月中旬起，民政厅长阮毅成、建设厅长伍廷飏、会计处长陈寳麟、田粮处长魏思诚等大批官员及职员陆续抵达杭州。10月23日，省府在杭州举行了光复后的首次委员会议，宣告省政府正式在杭办公，主席行辕结束使命。

人去城空：繁华落尽的回响

随着最后一批省级机关和人员撤离，云和骤然从“临时省会”跌回浙南山区的寂静。姚吉昌的通讯记录了这巨大的落差：曾彻夜施工的乡建工场、灯火通明的建国中学夜自修、复兴馆前上演平剧的热闹场景不复存在。季宽公园一带只剩下“凄惨的月色”与“萧瑟的金风”抚摸着“寂寞的白草黄沙”。入夜后，“每晚用户的灯盏，已由三千余盏减至一千七百”，曾经熙攘的夜市消失，“路上行人欲断魂”。

经济也急速萧条。战时依赖公职人员消费的商铺纷纷倒闭，“五十多家店铺，都告‘关门大吉’”。幸存者为迎合购买力低下的本地居民，只能售卖大饼粗糕、廉价花布。战时被推高的米价则因公职人员抛售余粮及当年丰收而暴跌，从每担四五千元跌至八九百元，虽缓解了部分贫民的吃饭问题，却使囤户损失惨重，米市“十分萧条”。

云和作为战时浙江省会的三年，是一部浓缩的抗战后方史。它承受了仓促迁徙的混乱、资源匮乏的压力、强敌迫近的恐惧和瘟疫肆虐的打击。黄绍竑口中这座“连土围墙都没有”的小城，以超乎想象的韧性，支撑起一个战火中的省级政权，并在艰难中播下了现代化建设的微弱星火。当繁华褪去、喧嚣散尽，这段烽火岁月留下的，不仅是民族复兴馆的砖石与照亮山村的电光，更是一曲于困厄中维系家国命脉的深沉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