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各方的努力下，我国的稻作单产取得了数次重大突破。育种方法的创新使得适合不同地域和生态类型的半矮秆高产良种在全国普及，有效解决了水稻后期倒伏的问题。

七十年代之后，在袁隆平院士为代表的一批水稻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成功突破水稻自花授粉的限制，率先选育出了籼型杂交稻品种。上世纪末，产量高、品质好、抗强、适应性广的“超级杂交水稻”问世，水稻亩产再创记录。目前，国内水稻平均亩产能达到500公斤左右，普通农民在一般条件下种植一些优秀的第二代杂交稻品种可以达到亩产600到700公斤左右，第三代杂交水稻能达到更高产量。据实验结果表明，第三代杂交水稻晚稻品种“叁优一号”曾达到过亩产911.7公斤的惊人产量。

经过这数十年的发展，我国的水稻栽种面积已占到世界栽种总面积的20%以上，总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35%，平均亩产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无论是单产还是总产均处世界第一水平。据统计，2019年，我国水稻种企业约为2000家，其中具备水稻品种自主选育能力的超过200家。与之而来的“大米外交”带动杂交稻良种和技术覆盖了67个国家，推广面积近1亿亩。

我省作为水稻的主要发源地，也一直是水稻研究的“前沿阵地”。1981年6月，国务院批准中国水稻研究所在杭州市建立，并将富阳皇天畈农场划为中国水稻研究所实验基地。

而随着岱山姚家湾遗址、嵊泗黄家台遗址以及定海马岙洋坦墩遗址、白泉等地区的史前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实物水稻遗物与有清晰的稻谷压痕的陶片，可以推断距今5000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舟山群岛的先民已在食用水稻了，并将其作为一种稳定的食物来源。结合同时期发现的家畜、海鲜痕迹，也可以认定他们与当时的内陆沿海地区先民一样处于“饭稻羹鱼”的饮食模式。

从宋代开始，地方志对于舟山地区的稻作情况有了细致记载。例如宋代宝庆年间的《四明志》记录了当时的四明地区（包括舟山群岛）有早、中、晚三季稻，品种囊括了“早黄”“晚青”“矮白”等25种稻谷。同时，人们还种植了“粟豆麻麦”等作物，作为主粮的补充。

元代大德年间的《昌国州图志》仅有“粳”“糯”两种稻谷分类的简要记录。到了明代，嘉靖年间《定海县志》的《稻之属》记录了“金城”“早黄”“太仓红”等17种秔（粳）米品种以及“早糯”“晚糯”“黄香糯”等29种糯米品种。各色品种均以稻米色泽、香味、稻杆长短、收获时节以及原产地为其取名，颇有趣味。清代光绪年间的《定海厅志》和民国时期的《定海县志》记载与之前的地方志基本相仿，仅是增加了一些稻谷的品种，本文不再赘述。

民国时期的《定海县志》还记载了当时的虾峙、桃花、登步以及大蚂蚁等处均有稻谷种植。不过当时供求相差大，人们除了从外地购入有限的稻米之外，不得不以番薯和洋芋充饥。该志书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舟山群岛平原地带少，盐碱地多，难以大面积种植。

如今的六横种植户却把前人曾经望而却步的盐碱地“化腐朽为神奇”。他们在改造后的盐碱地上使用大型推土机、拖拉机进行全面的翻耕和平整，促使其符合水稻的栽种标准。针对灌溉水稻的淡水资源不足这个问题，相关部门除了无偿将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污水提供其灌溉外，还专门为其安装了一条大口径引水灌溉管道，搭桥平地水库与稻田间的引水连接，提高其抗旱能力。

而作为栽种水稻历史较为悠久的登步岛，其大岙村今年种植了230亩单季晚稻，主要品种为“上大师19”和“浙禾香2号”。为解决收割后远途运送烘干和加工造成发霉的问题，大岙村新近投入的全自动粮食烘干加工设备，实现了平均亩产超过1000斤的喜人收成。

近年来，随着“普陀好稻米”评选推介、展茅“农民丰收节”、延续于“稻花会”的桃花岛“桃花会”庙会等与稻作相关活动的举办，拉近了人们与传统农耕文化之间的距离，也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