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宝庆年间的地方志《四明志》一书，可以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普陀居民当时能够吃到什么。

通过这部分的记录，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生活场景：当时普陀地区的居民，喜好在海岸边撷取紫菜和海苔，并把一同打捞上来的海藻视为可以治疗“瘤瘿结气”的绝佳药材。

滩涂里的蟹虾贝壳以及小鱼相对来说，较为容易拾取。蝤蛑、梭子蟹、彭越等蟹类同样也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美味。贝类种群则更为丰盈，涵盖蛤蜊、淡菜、蛎房（牡蛎）、蛏子、蚶子（瓦垄蚶、毛蚶、芽蚶等）、老婆牙（藤壶）、蚬、江珧（江瑶柱）、车螯、龟脚（石蜐）、沙噀（刺参）以及各种螺类（香螺、刺螺、辣螺、拳螺、丁螺、鹦鹉螺）等数十品种。

每年三四月份的渔汛期，从事渔业的居民会集结船舶大批量捕捞石首鱼（大黄鱼）、春鱼（小黄鱼）等鱼群。其他时节捕捞带鱼、鳗鱼、乌贼、梅鱼、马鲛鱼、鲳鯸（鲳鱼）、脐鱼（鮟鱇鱼）、竹夹鱼（竹荚鱼）、比目鱼、鮸鱼、海鲈鱼、河豚鱼、乌贼、鲨鱼、银鱼、白鱼、肋鱼、鲻鱼、黄滑鱼、章巨（章鱼）以及箬鱼（鳎鳗）等常见鱼类。

此外，他们还会捕捞鲟鳇鱼（鲟鱼）、箭鱼、鮆鱼（刀鱼）、火鱼、短鱼、魟鱼（魔鬼鱼）、池青鱼（蝠鲼）、吹沙鱼、吐哺鱼（塘鳢）等种群相对较少的鱼类。当然，个中鱼类的古称与现在的学名较难对得上号，笔者在这里对于拿捏不准的名称不再一一对应，以免谬误。

两宋时期，舟山地区海产捕捞产量也不可小觑，当时每年需要用渔盐达到了800引以上（每引为400斤）。根据推算，如果按照加工用盐量为百分之二十五粗略计算，每年可加工的渔获能够达到将近130万斤。南宋绍兴三十年（公元1160年）出任昌国县令的王存之在隆教寺上篆刻的碑文也佐证了这种猜想：“网捕海物，残杀甚多，腥污之气，溢于市井，延壳之积，厚于山丘”，可见当时的捕捞和加工水平已然达到了一定高度。

此外，海边居民还掌握了梅蛤（海瓜子）的养殖技术，他们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这种贝类“个个形堪瓜子拟，层层晕逐海潮生”。于是将海瓜子的苗种放在滩涂里，等待它成长发育到寒露时节再行收获。他们还极为细致地将寒露时节分为三候，判断海瓜子的成熟时间节点，一般在每年秋季鸿雁大举南飞和菊花普遍开放时节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至南宋时期，普陀居民除了自己“靠海吃海”养活自家以外，还要上交一定数量的水产品，由昌国县统筹进贡给京师“供御用”。这其中以淡菜、蚶蛤之类最为受到皇室的青睐。在交通极为不便利的情况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千里迢迢运输这些海味“抵京师”。这些情况在《新唐书·孔戣传》《梦梁录·江海船舰》以及《宋宝庆昌国县志》等典籍中都有明确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