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炳 棣
一九八七年四月的北京，春意浓浓的，垂柳飘绿。
七日下午，我送儿子董海走进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室那一刻起，心里不安起来，我步出候客厅，一会儿看看表，抬头看看天，一会儿，又看看手表。坐立不安，站在一处观望晴空，见一架银色飞机腾空而起，我目不转睛地看看着，直到飞机消失在蓝天白云的深处。
海儿飞走了，我的心悬了起来，别看他的个头跟我一般高了，却是十六岁的少年，从未出过远门，更没有离开过父母的身边。如今却独自一人去国外谋生。先到罗马尼亚，再转火车。这对于一个不懂英语，初次到异国他乡的孩子能成吗？孩子的阿姨能接到他吗？
我乘小车离开机场，已经时近黄昏，昨晚一夜没有睡好，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准备了，够累的了，我在车里闭目养神。然而海儿的那张像他妈妈的脸蛋，那双大大的明亮眼睛，就在我的眼前晃动着。不知是心灵相通，还是幻觉，我总觉得孩子在机场里哭，在高声地喊“爸爸、爸爸！”
我三十岁得子，全家人视为珍宝，孩子笑了，我们开心；孩子哭了，我们担心。那时候，我和孩子他妈在国防小三线工作，上班的时候将孩子关在家里。然而我在政治处里办公，心神不安，一有空间就回宿舍看看。刚走进大门，就听见有孩子的哭声，我急匆匆回到家，吓了一跳，海儿睡醒了，爬到五斗柜子上拿糖吃，把热水瓶弄翻了，开水烫了他的小手，烫了他的屁股。打那以后，我把刚满二岁的海儿送往县人民政府一家托儿所，孩子却大哭大闹紧紧用小手抱住我的脖子，我狠狠心，让战友抱他进院。这一夜我跟他妈都失眠了，直到天亮，似乎还能听到孩子的哭喊声。
海儿天性顽皮、聪明，他六岁那年，就读小学二年级了。上学的时候，有老师管教着，放假的时候，得家长看管。自从邻居蒋师傅的独子去水塘里玩水，出了事故以后，我和孩子的妈时刻担心起来，将孩子看得紧紧的，一上班就把孩子锁在家里。那一天我忘记了锁门，就忙着上班了，正在办公室里听电话，突然有个阿姨气喘吁吁地跑来说：“董干事，你的孩子从楼上掉下来了。”我吓得心惊肉跳，手中的电话筒掉到桌子上，拔腿就往家里跑。后面传来阿姨的声音：“你儿子把门紧紧关着，我们怎么叫也不开门。”
我听了更急了，三步并着二步登上楼，伸手急急敲响家门，说：“海儿，爸爸回来了，快开门。”
话声刚落，房里就传出了孩子的“哇哇”哭声，门开了，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孩子双手拿着一条白毛巾，紧紧捂住脸的下巴，血已经染红了白毛巾。我不知道孩子他妈何时进屋了，她脸上挂着泪珠，赶紧抱着孩子往单位医院走，我紧跟出门，迎面有个孩子哭着说：“叔叔，不是我，我……”结结巴巴又说：“刚才我和董海同学下象棋玩，我输了，董海赢了，高兴地拍手叫好，二脚踏空，掉到楼下泥地里。”孩子又大哭起来，我顾不及这一切，上了救护车，护送孩子上地区医院去了……
我回到北京前门一家下榻的旅店，夕阳下山了。我坐在床头的电话机旁守候着，喝了几口水，啃了两个面包，心里想着儿子的前景，便拿出一张彩色照片。这是我和海儿在天安门前的合影，我看着孩子那身“中国”标记的大红的球衫，托起那张红扑扑的脸蛋，脸上那双迷人的大眼睛，亮亮的，仿佛在看我，那张嘴似乎在顽皮的动着，喊着爸爸和妈妈。我说：“孩子，你出国打工，挣了钱，不要忘了家，忘了你是中国人。”海儿点点头，我放下心了。回来却又吊起心来，孩子能在异国他乡谋生吗？
电灯亮了，我小妹和几个乡友都从机场送客回来了。小妹一进房门就责怪说：“大哥，你怎么先走呢？你刚一走，海儿就要爸爸了，还大哭起来。”
我将一杯开水递给小妹，她喝了两口，又说：“机场检查旅客护照、机票的时候，发现有的是改签日期的，便把旅客的护照统统收起来检查，足足两个小时，耽误飞机起飞时间，乘坐这趟飞机到罗马尼亚转机的青田旅客有三十多人，把大家急坏了，都寻找你，去问机场领导。”
我听着听着，赶紧给国外三妹打电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意让孩子出国，惹出这么多麻烦事。想起这家旅店里竟然都住着青田人、温州人，他们有的是送亲人出国的，有的是来办签证的，我是第二次住进这家旅店。第一次来北京是给海儿办签证，是被家乡刮起的一股出国风刮来的。
改革开放初期，祖国百业待兴，急需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我的家乡青田虽然是侨乡，却是个贫困落后的山城，大家都被穷怕了，而一些老华侨回乡探亲，可富有了，带回来的外币很吃香。当时许多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是高收入，省吃俭用，把挣来的钱捎回家投资、造路、盖房子，生活过得好，乡亲们很羡慕，纷纷效仿，所以掀起了出国热，有的是亲带亲，有的是友带友，有的设法托“蛇头”买护照，飘洋过海，似乎在西方那些国家里，遍地是黄金。尽管当时华侨华人受洋人的歧视、冷落，还是有很多很多乡人找门路出国谋生。
我妻子的几个弟妹都在意大利经商，创办了几家中国式的餐馆，缺乏劳力……海儿自从出了事故之后，便回到了故乡他外公外婆身边读书。受到出国风潮影响，认为书读的再多，不如到外国挣钱多。海儿中学刚刚毕业，就去职业学校学习烹调技术，为出国做准备。
签证时，我持着《中国建设》杂志社的特约记者证，带着海儿去埃及大使馆，使馆的大门口排起长长的队伍，都是要办出国签证的。驻中国的埃及大使看了我的记者证，说：“《中国建设》（《今日中国》）是孙夫人宋庆龄创办的，发行海内外，我读过英文版，很好，很好。”大使一边说着，一边仔细观看我儿子董海的护照，又打量一下海儿，突然用英语说：“Your son is so beautiful（真是个漂亮英俊的小伙子）。 ”马上提笔签了名，又在护照上盖了钢印，客客气气地说：“先生是中国记者，我们欢迎你！”
如今我第二次来北京，一来是送子出国，二来是到外文出版局《中国建设》编辑部校对书稿。故迫不及待地离开机场，先到百万庄，后才回旅店，不知海儿在机场里哭了。
电话接通了，我把海儿的穿戴——标有中国标志的大红球衣——反复说了几边，三妹问：“孩子几点钟到罗马机场？几点钟坐火车往德国？中途在哪个站下车？会不会打意大利罗马的电话？还有……”这一连串的问话，我都答不上来。
我听着听着，想起在海儿出国之前曾用英语、中文将电话、到站地址等要点写在纸上，而现在这张纸却还放在我的口袋里，急得我心里直跳，幸亏小妹接过电话，把和海儿同道的一个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三妹……
次日，接到了海儿安全到达的消息，我赶紧打电话告诉身在故乡青田的妻子，妻子听了之后说：“不知道海儿的居留证办得顺利不顺利，是干大厨呢，还是当二厨？”
妻子的话，把我刚刚放下心来的心又悬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