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相较于两宋时期的普陀先民，我们无论是海鲜捕捞和加工水平还是菜肴制作技艺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这些泛黄的文献典籍里的记载依然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

首先，两宋时期的水产品加工能够持续达到“延壳之积，厚于山丘”的盛况，源于当时尚显不足的捕捞技术给予了海鲜种群在周期内快速恢复的机会。翻阅地方文献可以发现，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舟山群岛包括普陀地区依旧处于鱼虾旺盛的境况。然而因为数十年来，船舶捕捞技术的提升和人们对于“口腹之欲”的旺盛需求，海鲜资源遭受到了极大破坏。如果没有海洋渔业相关部门施行的禁捕、退捕政策以及鱼类养殖研究、人工放养资金的投入，很多令本地居民引以为傲的海产或许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譬如2021年2月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中华鲎曾经在舟山沿海地区的种群数量并不稀少。同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占据渔获数量百分之五十的岱衢洋野生大黄鱼如今更是难觅踪迹。与今年7月份正式宣布野外灭绝的“中国淡水鱼之王”长江白鲟相比，它的兄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生中华鲟种群数量也不容乐观，甚至出现了多年不产卵的现象。综上所述的种种，都应该引发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

今年11月7日举办的“中国渔都·同舟共富——2022中国（舟山）水产品品牌发展大会”上，研究人员在“舟山野生大黄鱼资源重建探究”篇章的呼吁令笔者记忆犹新且感触颇深：“如今的我们不要因为饵钓到一条大黄鱼而兴奋不已，这可能是对于放养大黄鱼野化的再次深度破坏。”

其次，北宋初年，舟山地区已经拥有水产品加工场数十家。到了南宋时期，京师临安城（今杭州市）市面上不少水产品来自于舟山地区，这些水产品在当地有口皆碑。其中，从舟山地区运输过去的淡菜干风头无两，更是被称为“贡干”。

南宋著作《梦梁录》一书中也记载了舟山地区与宁波、温州、台州等地盛产的“鱼蟹鲞腊”等水产品，已全面覆盖江苏和浙江地区的市场。

直到现在，东海水产品的供应格局依旧如此。而与宁波、温州、台州这些沿海兄弟城市相比较，舟山地区水产品输送到内陆的里程仍属最长，这就导致舟山海产的“新鲜度”和价格控制变得相形见绌。此外，一众海滨城市的海产和水产制品又因为习俗文化的原因导致大同小异。“舟山海鲜”如何走出一条别具一格的道路，成为了亟需我们深思的命题。

“人有我有”并不稀奇，而“人无我有”才是弥足珍贵的。摒弃水产行业过度依赖原料销售的模式，专注深加工才是“舟山海鲜”出奇制胜的法宝。透过《梦梁录》《西湖老人繁胜录》《玉食批》这些宋代典籍也可以佐证这种观点，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临安城，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都汇聚于此。上到达官显贵，下到普通居民钟爱的往往是别具一格的烹饪方式和融合不同地域口味的海味菜肴。由此可以启发我们现下要突出本地区水产品的精加工程度，扩大开发新的经济鱼类和加工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品加工的档次，通过新兴媒介提高本地水产商标和品牌的知名度，才有可能“杀出重围”，从而“独占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