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经历了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转变，“小社区、大社会”是对其的形象描述。社区不仅具有为人们日常生活工作提供服务帮助等基础性功能；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还承担着将国家指令快速、准确落实到基层各家各户，并维护好社会基础秩序等职责。目前，社区智慧治理体系的构建总体仍处于初级阶段，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危机事件背景下，社区治理的效能及存在的短板均凸显出来。

智慧社区的发展是建立在新型的社区治理体系构建的基础之上，其出现并获得市场认可是由社会环境因素所决定的。疫情后，社区治理效能可视：党建引领力增强；“社区坚守、政府支持”的工作机制值得总结；社区共同体意识提高，为社区治理奠定坚实基础，积累了重要的社会资本；社区抗疫为社会治理数字化打下基础。但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与基层社区治理之间存在鸿沟，符合基层社会生态的社区智慧治理建设迫在眉睫。

一是统一规划不足。社区智慧治理体系建设必须具有明确可行的战略目标，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规划清晰的建设方向，这是社区建设在规划阶段必须进行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但目前情况来看，政府部门在该方面的指导体系不健全，延缓了社区建设的进程。

二是减负增效不力。日常社区服务涉及医疗、教育、政策解答等全方位的专业能力，其中最多的是矛盾纠纷调解，最难的是处理家庭情感纠纷。政府公共服务事项向社区延伸，方便了居民生活，但碎片化的行政事项占据社区工作的大量时间，去行政化不足，成为服务人员专业能力得不到长足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多元需求无法满足。不同类型社区居民需求不尽相同，个性化需求呈不断增加趋势。例如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严重、物业服务缺失，对基础设施故障维修、居家养老服务等需求较大；以房地产楼盘为主的新型社区居民多以年轻人为主，则对托幼服务需求较大。

四是社区服务体系待完善。社区服务主要包括政府公共服务、市场便民利民服务、居民志愿互助服务三大类。从现状看，社区职能定位不清、居民自活力不足等原因，导致三类服务平衡充分发展需进一步加强。

五是民众参与不够。社区居民是社区管理服务的对象和社区建设的参与主体之一，对提高社区管理水平、社区建设、社区规划等负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社区实际管理中，居民近乎没有参与社区管理建设的渠道和平台，也难以去表达自身需求，参与多局限于文娱活动、治安等公共事务的运作。社区与居民之间未形成有效的交流互动，社区的自主组织和自主管理基本落空。

六是数据资源整合不足。社区智慧治理体系建设是在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建设运行的时间还较短。历史上，数据采集基本都是采取分工协作、多点聚合式的方式来完成，社区各种业务尚未整合，存在大面积信息孤岛，缺乏社区大数据共享的应用平台，警务室流动人口数据、物业门禁数据、社区工作者走访摸底数据也未形成闭环，影响服务效率。

七是联合决策不足。现有智慧社区平台非常有限（如隶属于绿城服务集团的浙江千豚云科技集团），各自开发和运行信息化系统，缺少统一的原始数据处理相关规范和强制统一标准，使得数据结构不同，数据编码不规范。即使不同系统在其内部的资源共享比较顺畅，也难以普及推广和融合，不能提供跨部门有力的联合决策支持。

八是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社区智慧治理体系建设基本依靠政府力量推进，无论是社区各项网络的建设维护还是参与社区服务的企业和组织，都需要经过政府的指导、协调、监督和评估，政府扮演着保姆式的角色，社会力量在建设中则处于参与、执行的层面，甚至边缘化，缺乏好的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