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四合院是一个包容的院子，也是一个开放的院子，是一个能容纳革命新思想的院子。有出息的吴家子嗣，无论在家耕耘，或是在外谋业出士，皆能与时代同进步，与家国同情怀。

吴由台（1907—1943），中共党员，1942年2月参加革命，生前为定象游击指挥第一支队第五大队（中共抗日武装）税收员。

1939年舟山沦陷后，国民党县府撤往宁波象山，舟山东区成立区署，设警察队。该警队初由共产党员李有土任队长，后由共产党员陈志方任队长，因此警察队实际上被我党地下抗日组织所控制。

吴由台原在沈家门开猪肉铺，与各方面人事接触较多，时驻沈家门税收干部叶涛被敌杀害，吴由台便接替了叶的工作，又联络在沈的同行李文才一起做工作，为“五大”提供大量的经费。由于收税活动时间一长，被日伪发觉，1943年5月一个夜里，吴由台从外躲蔽回家时，被展茅汉奸王常娥逮捕，押解到沈家门日军司令部。1943年6月，吴由台在沈家门半升洞牺牲，终年三十六岁。

族里还有与吴由台同辈的好友吴瑞琴，1942年正月，参加了东区警察队，并担任警队手枪小队班长职务。在警队期间吴瑞琴和队友一起，在收集收缴征集民间及敌伪武器、粮食和银元到五大、分化瓦解日伪傀儡为抗日服务、偷袭日本岗哨、打击敌人气焰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的抗日义举，功不可没。后因形势紧张，1943年10月在部队紧急撤离去四明山根据地时，与组织失去联系，次年在普陀山被杀害。

吴杏娥（1888—1945），1918年随丈夫去上海谋生，进厂做工，深受资本家压榨之苦。1919年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同情青年的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投身罢工斗争和“五卅”游行示威。1937年8月日军入侵上海。居屋被毁，不久丈夫又亡，她满怀国仇家恨，支持长子家栋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革命活动，先后又将长女、次女、幼子送往苏北参加新四军，她是一位令人崇敬的“抗日母亲”。

我的父亲吴由相（1921—1969），1952年参加工作，是一个地道的土改干部。1954年任芦东乡乡长，1956年任芦花乡（后改芦花公社）副乡长。就职务而论，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干部。可是在他短暂的人生道路上，他为党为群众所做过的那些好事，曾经让人传颂，久久不忘。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期间，大家都饿肚子，我们村许多人吃糠咽菜得了浮肿病，也有饿死的，他心痛万分，心里非常着急。后来总算被他打听到老矸头有番薯干买，便奔走几十里路，就用自已微薄的工资买了两袋番薯干，并连夜在家熬好番薯汤，挨家送给大家喝，解一时的饥困。这件事几十年后村里的老年人还是念念不忘，父亲确实是一个党的好干部，群众的贴心人。

讲到这里应补充说明，现有年轻一代可能看不懂，一碗番薯汤算什么，没有经历过那段困难，是不会知道此番薯汤为何物，这可是救命的番薯汤，比人参汤还宝贵；还有当时的番薯干黑市价要卖一元钱一斤，大米二元钱一斤，还很难买得到，而父亲当年工资才38.5元（农民干一天活只能挣5—6角钱），两袋番薯干要花他两个月的工资。

沧海桑田，岁月有痕，这个曾经给吴家人带来过欢乐的四合院，经过几百年的风雨摧残，朝代变化，已经不存在了，仅存几处残迹、几堆搬不走的石柱脚；许多嗣孙离开了村子，走向外面的世界，施展各自的才能；这几年仍在村子里居住的家人，大部份盖起了新的别墅，享受时代带来的好处；四合院已成故事，老人的美好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