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台墨左
沈家门区域自从我国古代东、西两晋就已经开始了海上的通商贸易,但正式命名为“沈家门”,却是因为明朝廷意识到这块区域在抗击海上倭寇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明朝官员张瀚的《松窗梦语》书中详细描述了当时倭患形成的原因:明代初年,在元末战争中战败的张士诚、方国珍的残部,打着他们的旗号,在东南沿海纠集同样在日本内部战争中失败的武士、浪人组成了海盗团体,史称“倭寇”。
对于倭寇的武装走私和抢劫掠夺,明朝政府表现出了“零容忍”的态度。在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设立了沈家门水寨,分设正面阻击敌人的“正兵”和偷袭敌人的“奇兵”,一静一动,相互配合。现在沈家门的天后宫所在的地方是作为军营驻扎处,而宫墩两侧的戚家湾和教场社区一带是作为训练和培训士兵的校场。
除此之外,明朝廷因为担心兵力不足不能较好地保护百姓。在洪武年间,在昌国县设置了承担陆防与海防职责的“守御千户所”,该卫所特殊之处就在于直接由浙江都司治杭州府管辖。又在沈家门水寨内设置了宝陀巡检司,其中主要职责也是用来抵御倭寇海贼。同时,“徙民废县”后,沈家门水寨归属舟山中左所管辖,在今半升洞设立了“沈家门烽堠”,供瞭望哨使用。沈家门也在这时真正成为了明代抗倭的一个重要海上军事基地。
管理边防的“把总”兼水路总参统领下的定海、临山、观海的三队战船每年年初分批从沈家门水寨出海巡洋,在年中回到各自驻地港口,拱卫整个舟山的海上防线。
明永乐年间,由于日本内部动乱,倭寇对于我国东南沿海的劫掠日渐频繁,抗倭局势骤然严峻起来。
随后的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前后,明朝颁布的海禁政策不允许沿海居民私自出海贸易,民间走私活动势头反而逐渐猖獗。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光头、许栋、王直为首的海盗在六横的双屿港开辟了东南亚最大的走私贸易市场。
到了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匪首王直在六横双屿港开始跟日本人进行走私交易,还纠集葡萄牙人侵扰沿海地区,疯狂劫掠。明朝廷自此决心要铲除这颗“毒瘤”。
三年后,浙江巡抚朱纨、备倭指挥刘恩至、福建都指挥卢镗、海道副使魏一恭等人率战船380艘、水师6000多人,浩浩荡荡强攻了位于双屿港的王直老巢,“破其巢穴,焚其舟舰”。一仗下来,明军水师斩杀了几百名倭寇和海盗,击沉35艘艇、42艘舰,活捉了小头目李光头、许栋等14人,并且烧毁了倭寇与海盗集结的营房,用木材石头填塞港口,彻底摧毁了倭寇在双屿港的大本营。匪首王直只好带着剩下的残部逃往了福建。
这场胜仗,有效地提振了明朝廷抗倭的信心,由此拉开了舟山全面平倭战争的序幕。
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三月份,提督王抒通过情报分析和时节推算,预感到倭寇正在集结兵力卷土重来,命令指挥张四维、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等水师在沈家门设下埋伏。不出意料,明朝水师果然与以萧显为首的倭寇相遇在莲花洋上,先后出动百余艘兵船,陆师两个镇军力,连战连捷,一直攻入王直在普陀山的老巢,“硝烟弥漫海水赤”。官兵斩杀150多名倭寇,生擒43人,烧死或者溺水而死的更是不计其数。而在这次战斗中逃出生天的萧显最终被刘恩至与参将卢镗、把总张四维等分道夹攻,一路追击,击杀于慈溪境内。
不甘心的王直率倭寇在一个月后再次进犯,结果还是被沈家门都司刘恩至在普陀区芦花港迎头痛击。接下来的几个月,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的刘恩至与时任参将的抗倭名将俞大猷配合,一次又一次地击退、追杀倭寇,让王直损失了大批的得力干将。当年九月,刘恩至、俞大猷、李文进的水师又与倭寇激战于莲花洋,这次战绩更加辉煌,总共烧毁了倭寇50多艘战船。这年年末,当刘、俞的水师再一次在芦花港口击败倭寇后,两个人意气风发地在普陀山潮音洞外六角亭旁刻石铭功道,“明嘉靖癸丑季秋,副使李文进、参将俞大猷、都司刘恩至督兵灭倭于此。”值得一提的是,明朝官兵不止这么一次地在石头上铭刻,在前后抗倭战役或者是执行海巡任务时,都会在普陀山题写摩崖石刻,记录战功、咏景抒情。如今这些摩崖石刻大多都还保留在普陀山上。
这一年十月,刘恩至被紧急调到了直隶金山卫(今上海金山区金山卫镇),任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
两年后,升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明朝官员胡宗宪,还兼任了直浙总督,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他手中还握有调度江南、江北、浙江等省重兵的权力。
“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胡宗宪决意要在自己的任上彻底平息倭患。他一方面招揽或者重用俞大猷、戚继光等军事人才,并支持部下练精兵、奇兵。另一方面,颇懂兵法的他还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对付倭寇。
这一系列战术果真奏效,继把总张四维于第二年四月在沈家门诱擒成功52名倭寇以后,对于占领定海岑港又叫嚣要求朝廷通商的王直,胡宗宪一边以高官厚禄的条件诱降王直,一边借机歼灭了他的主力,让对方不得不乖乖投降。盘踞在定海岑港的王直残部也随后被戚继光打得四处逃窜。
这些倭寇贼心不死,甚至期望还能够逃亡福建,意图东山再起。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在逃亡福建前,倭寇企图先流窜到沈家门毁坏水寨,计划陆上一路经过大岭冈(舵岭)、水上一路经过莲花洋,两路夹击水寨。十一月十三日,戚家军水军与一路倭寇交战在沈家门港外的洋面上,俞大猷的旗兵在大岭冈(舵岭)上应对另一路倭寇。最终,明军大胜而归,倭寇只剩下一小部分侥幸逃到了福建和广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沈家门之战”。这场战役牺牲的士卒都埋葬在如今戚家湾的山坡与山湾处。战斗结束后,戚家军重新安营扎寨,修正军队,并在山脚处挖了一口井,取名“驻马井”,所驻扎的地方也取名为“戚家湾”。
“沈家门之战”的胜利意味着舟山的倭患就此平息。本地的老百姓特别感念刘恩至、戚继光、李应诏、张可大等抗倭名将,建庙雕像以供奉,更是立祠纪念武举人火斌、宁绍哨官黄猛等抗倭士卒。如今的沈家门街道里泗湾还存有一座东马鸣皇庙供奉着在战斗中牺牲的沈家门水寨哨官马鸣。
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些浴血沙场、守土卫疆的抗倭将士的精神依旧值得我们怀念与学习,他们的名字更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