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杰

渔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看戏文”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是唯一的文化享受，这种享受比什么味都好。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每当春暖花开的三四月间，渔业生产转汛，渔民还未上佘山洋捕小黄鱼，农民还未开始春耕，沈家门的商界为祈求天地神圣保佑平安和生意兴隆，出资捐办“街戏”。

那时没有像样的戏院，“王万泰”大晒场（现在的海滨电影院）就成了理想的演戏场所。

1934年4月，沈家门商界请来了由叶彩金挂头牌的绍兴戏班（越剧团）来沈家门演出。传说叶彩金唱头肩旦，嗓音清亮，唱腔和谐悦耳，柔中见刚，念白清晰，戏路宽广，不论青衣悲角，文武花旦，风骚泼辣，演来洒脱自如，得心应手。

消息一传出，沈家门家家户户和临近乡村的人们如潮水般涌向“王万泰”大晒场。

正式开演之前，先响起了“叮叮当当”的锣鼓声，这叫“闹场”。这时戏台外围，各类小吃趁机摆开，一个食摊上一盏马灯。花生、瓜子、糖果、卷烟、海糖糕……长一声短一声叫卖不绝。

有人说，闹场锣鼓敲了这么久，为什么还不开演？大家已等得不耐烦了。那时候场子里的人已经满了，台下乱糟糟的一片，后边叫前边的坐下，前边的叫后边的为什么不喊最前边站着的；场外的大声叫亲朋子女的名字，问里面还有没有座位，场内回应声快进来，再不进来座位就没了；有要吃糖糕的喊熟人去买一只糖糕，熟人买了糖糕，站在场外一扬手，“唰”地一声甩了进去，不偏不倚正中目标；左边责右边的踩痛了他的脚，右边怪左边挤痛了他的腰。也有语言伤人，动手动脚的。外面的乘机而入，一时四边向里挤，里边的向外抗。刹时，人的旋涡涌起，如四月麦地起风，根儿不动，头身一会儿倒西，一会儿倒东，喊声、哭声、骂声此起彼伏……

突然，大幕一挑，站出戏班头儿，大声叫喊要维持秩序。台前立即跳出两个彪形大汉，手拿两根树条枝儿，哪里人挤，就往哪里打去，看似凶神恶煞，实是吓唬吓唬，让大家安静下来。

闹场锣鼓终于停了，大幕拉开，角色出场。但不管男的女的，出来偏不面对观众，一律背身掩面，女的就碎步后移，像仙女下凡似的，台下哄而起声大叫：“哇呀哇呀！绝了，绝了，太绝了！再来一下……”喝彩声如炸雷一般，直从人们头顶碾过。

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面对这样的观众，绍兴戏班这一绝招是最逞能的。只要不是大雪、冰雹、暴雨，台下人是不肯轻易撤场的。那些大一点的，脾性野一点的孩子，占领了戏场周围所有高空杨树上、柳树上、槐树上，一个枝杈一个人，他们常常乐而忘了险境，双手鼓掌时竟从树杈上掉了下来，掉下来自不会损伤，因为树下无数的人头，只是招致一顿臭骂罢了。也有的孩子衣服单薄，扒个草洞，将身子缩进去，露出个脑袋，暖暖的，时间久了，就瞌睡了，一觉醒来，月在西边，戏毕人散，只好苦笑一声，悄然没声儿地溜回家敲门去了。

有一次，在看戏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例：一个老头在脖子上架着孙子去看戏，孙子吵着要回家，老头好说歹说劝不忍离去，便破费买了半斤花生。他眼睛看台上，手在下边剥花生，然后一颗一颗塞进孙子嘴里。忽然有一颗塞进孙子鼻孔，孙子呼不出吸不进，口鼻出血，连夜送到医院动手术，花了二元大洋。

在六七十年以前，海岛乡村能看上一台戏是极不容易呀！它使人感兴味的不在戏的本身，而是一种满满的热闹的气氛。一个村子在做戏文前一个月的日子里，各家各户都忙着托人带信招邀来自各方的亲朋好友，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自己女儿，女儿的小姑，几世不走动了的亲戚，也因此来往了起来，有孩子的不消说要带着看戏，就是年小不会看戏，哭哭闹闹也好，增加了不少热闹的气氛。对于客人来说，那时也决心要打扰亲戚了。来做客看戏，就非常讲究身上和头上的穿戴，老太太把平时不舍得穿的绸缎衣裳穿出来试试，少妇们也把当年做姑娘穿的礼服展览一下，小姑娘们当然更加打扮俊俏，粉擦得看不清眉眼，无论如何少不了那一双绣花鞋和那副红腿带。

在看戏的那段时间里，主方招待客方是极其热情和阔气的。晌午停了戏，各家各户忙着和不容易见面的亲友去喝酒。还有姐夫领着小舅子，姑父带着妻侄到饭摊上去吃饭——红烧肉、炒什烩、白斩鸡……吃完了，再喝点茶水，然后用了几角钱或一窜大饼油条包子，便把这些孩子打发遣散了。客人们受到主方热情阔气的招待，觉得温情满满的，被招待的小客人更是喜之不尽了。

一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互相交融，文化艺术发展速度之快，作为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绍兴戏（越剧），至今尚在传承频频演出。现在许多老人，回忆起当年看绍兴戏班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血手印》《泪洒相思地》等剧目的情景，还大有兴致盎然之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