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为进呈的官员身份来看，这批档案显示大多数官员是“杭州织造”。偶尔由浙江巡抚代为呈献。如，嘉庆五年浙江巡抚阮元“奏为普陀山普济寺送到白莲子一匣遵例代进事”。偶尔也有以“护理浙江盐政织造”身份代为进贡。如，嘉庆十四年护理浙江盐政织造清安泰“奏为普陀山普济寺送到白莲子一匣遵例代进事”，说明这也是遵例代进。“护理浙江盐政织造”这一官称，则与杭州织造的职能调整有关，清安泰后来也曾以浙江巡抚身份代进普陀白莲子。
普陀贡莲进京，多依托杭州织造办理恭进。清代乾隆年间的定海进士陈庆槐有《舟山竹枝词》诗歌，其中一首就是反映这一现象。诗歌这样写道：
“莲子香清忆普陀，锦函贡入上方多。杭州织造门前路，听说山僧岁岁过。”自注：“普陀贡莲，由杭州织造府恭进”。
普陀贡莲由杭州织造府恭进，一方面是因为杭州织造对于清代普陀山的兴建颇有贡献，有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也与杭州织造的职能有关。
清代沿袭明代旧制，于江宁、杭州、苏州三地设立“织造处”，各设五品织造官一名，专门为朝廷督造各类御用纺织品，通称江南三织造。看起来这只是宫廷派出的一个采办机构，江南三织造的官位也不高，但其人选由北京内务府点派，均由皇帝心腹担任。康熙还让江南织造兼管盐务、钞关等事务。雍正七年，以南、北新关交杭州织造兼收，至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杭州织造改归盐政，南、北新关交巡抚管理，至道光元年(1821)，裁浙江盐政，改设杭州织造，仍兼管南、北新关税务。杭州织造一度还兼管浙闽海疆事。
此外，三织造处还负责宫廷用品之采办，如皇帝所用的绢纸、笔、墨、砚、朱砂等各种交予采办的一切物品。
`担任江南三处织造的官员，均为皇帝的亲信，特别是在康熙时期，三处织造成了皇帝安插在江南地区的耳目，他们搜集地方情况，监视官场活动，密报地方民情等等。正是借助于这种地位，普陀贡莲的进贡才能畅通无阻，“洛迦释子荷帝德，年年一斗附使车”。可以说，杭州织造几乎成为当时普陀贡莲的唯一直供渠道。
杭州织造与普陀结缘，也有历史背景，这与当初康熙时期的普陀修复工程有关。作为皇帝的耳目，历任杭州织造多次受康熙皇帝的委托，承办有关普陀山的事情。这也是普陀山僧人与杭州织造特别有缘的历史原因。因此，向皇帝进贡莲子作为每年谢恩的传统，后来均委托由杭州织造恭进。正如定海进士陈庆槐所云：“杭州织造门前路，听说山僧岁岁过”。历任杭州织造敖福、孙文成等曾经多次到过普陀山，为振兴普陀观音道场做了不少事。
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命鸿胪寺序班、雕刻大师朱圭镌刻御碑一块，差杭州织造敖福送至普陀，并御书《心经》两部等赐予普济、法雨两寺。江国桢为赋《同织造府送御碑至普陀》诗：“一色茫茫玉作堆，看潮涌去看潮回。乘槎不见风波险，捧得君王睿藻来。”题中的织造府，即时任杭州织造敖福。康熙御碑曾置于法雨寺前的万寿亭，该碑后毁，现存为重刻作品。
康熙四十七年，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杭州织造孙文成，苏州织造李煦，奉康熙旨意，督办赍送观音佛像给普陀山。范昌治为撰《同部堂孙公送内造佛像入山恭记》诗，题中的“部堂孙公”，即杭州织造孙文成。据《普陀洛迦新志》称，这两尊佛像，“连座高一丈六尺，佛身五尺，量圣体装就，脱纱，泥金，手足皆附。金莲玻璃点目，金皮作衣”，于四月十八日，分供前、后两寺圆通殿（今佛像已失）。
杭州织造孙文成为普陀山寺僧做了很多贡献。康熙年间，因严禁粮食出口，不许各地粮米装运出海。普陀山米粮短少，僧众多有散去。法雨寺住持性统在北京觐见康熙，反映了这一问题。康熙当即就批示给孙文成，委托他好好解决普陀山僧众的吃饭问题。孙文成会同各方商定，“普济寺、法雨寺，现在僧人共六百六十六众，每日每人食米一升。合算一年，共需用米二千三百九十七石六斗。其米每年陆续运载。巡抚差官查验，给与执照，许放出海，永为定例”，并报康熙批准每年遵行。此外，孙文成还通过朝廷减免寺僧在朱家尖顺母涂开垦田地钱粮。
杭州织造与普陀山有缘，且织造本身就有采办宫廷用品之职能，为普陀山代进贡莲就成了杭州织造每年的一项任务。这批档案资料显示，先后担任杭州织造、代进贡莲的官员有：
雍正年间：隆升（十三年）乾隆年间：苏赫讷（二年、三年）、申祺（十五年）、西宁（二十七年）、赫达塞（二十八年）、寅著（三十八年）、四德（四十五年）、盛住（四十九年）、伊龄阿（五十一年）、额尔登布（五十二年、五十三年）、基厚（五十六年）、全德（五十八年）、吉庆（五十九年）、岳谦（六十年）等。
嘉庆年间：苏楞额（元年、三年、十五年、十六年）、清安泰（八年）、常显（九年、十年、十七年、十九年）、三义助（十二年）、索诺木扎木楚（十四年）、广泰（二十一、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等。
道光年间：福德（元年）
在这些档案文献的题名中，也涉及不少普济寺僧人名，这些僧人可能也是当时普济寺的住持。如：乾隆二十八年，杭州织造赫达塞有“奏为普陀罗迦山普济寺僧实劲恭捧莲子一瓶代为进呈事”。
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一日，杭州织造四德“奏为代进普济寺僧际龙应贡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九年，杭州织造常显“奏为遵例代普陀山普济寺僧人际政进送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十年，杭州织造常显“奏为遵例代普济寺僧人显贤进送到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二十年，浙江巡抚颜检“奏为代进普济寺僧人达坚呈送白莲子一匣事”。
嘉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奏为普陀山普济寺僧人达圆送到白莲子一匣敬谨代进事”，这三年的奏本标题一模一样，也可见贡莲一事确实是属于“例行公事”。嘉庆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为杭州织造广泰所奏；嘉庆二十三年，为浙江巡抚程国仁所奏。
嘉庆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杭州织造广泰“奏为遵例代进普济寺僧人达桂送到白莲子一匣事”。
本文的写作，仅仅是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普陀白莲有关档案的题录进行整理、分析，结合清代普陀山史料对普陀贡莲进行阐述，因此所述内容也是比较肤浅的。这些珍贵档案的内容更值得挖掘研究，希冀有心人士能够前往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获得档案文本的基础上，对普陀贡莲作更深入的研究，也为普陀山佛教文化提供更多基础性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