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焕凤

清早六点，大坪小区的巷子里已经有了响动。电瓶车一辆接一辆地挪出来，车把上挂着饭盒，后座上绑着工具箱。几个女人蹲在楼道口系鞋带，绳子勒紧了，便快步往东边走。东边是“木玩共富工坊”的蓝棚顶，门已经开了，里头透出暖黄的光。这光一天要亮十几个小时，照亮三万多双在山里刨惯了土、如今改刨木头的手。

三万人——放在别处只是个数字，在云和，却占去全县在业人口的大半。他们从前住在七千多个山坳里，屋前是坡，屋后还是坡，种一季稻要弯八千次腰。二〇〇一年春天，县里喊出“小县大城”的时候，许多人不信。山那么大，城那么小，人怎么装得下？可木头不一样。木头不嫌人笨，不嫌人手慢，只要有耐心，一块方方正正的松木总能锉出个小熊脑袋来。于是第一批人下来了。他们背着铺盖卷，也背着半信半疑。

老周是那年秋天到的。来的时候县城只有几条短街，厂房稀稀拉拉，像刚栽下的树苗。他进了第一家招工的玩具厂，头一个月挣了四百块——比在山里刨一年土豆还多。他把钱攥在手里，纸票子都被汗洇湿了。后来他学会了用砂轮机，学会了看图纸，学会了把一块木头变成出口到德国的拼图。再后来他自己开了厂，招了四十多个同乡。现在他的手指头粗得像胡萝卜，却能给小木马的鬃毛刻出丝来。

这双手的故事，在云和县城里到处都能撞见。全县一千一百家木玩企业，十家里倒有八家的老板是从山下走出来的。他们办厂，又吸纳了七成下山农民的就业。产业像一棵大树，枝枝杈杈地长开来，树荫底下站满了人。六十个百分点的农民下了山，八十个百分点的居民挤进了城，九成六的企业在县城落了户。山还是那些山，但山空了，城满了。满城的木屑味儿，浓得能呛出眼泪，却没人觉得不舒服——那是活路的味道。

有几年，云和木玩的产量悄悄爬到了全国六成六、全球四成的份额。这话说起来轻松，可你想想：新加坡的幼儿园里孩子搭的积木、洛杉矶商场里圣诞老人手里的木头雪橇、东京文具店货架上那一排排彩色七巧板——每十件里头有四件，刨花是从云和飞出去的。飞过太平洋，飞过印度洋，落到八十多个国家的柜台上去。去年产值七十五个亿，占了全县工业的小三成，把这些山民的腰包撑得鼓鼓囊囊。

但真正让人踏实的还不是钱。是那个叫“共富工坊”的地方。

大坪小区和南山小区的工坊里，女人们围着长桌坐成一圈，手里捏着小木珠或拼图块，串一串、拼一拼，八小时下来能挣一袋米钱。从前她们要翻两座山才能找到一份零工，现在电梯一摁，从家到工坊只要三分钟。工坊的窗户正对着小区的花坛，花坛里种着从老屋基上移来的栀子。花开的时候，香气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混着木头的味道，竟让人分不清是在城里还是山里。

到了周五黄昏，这股气味便又混进另一种香。老周夫妇骑上电动车，沿着盘山路回老家去。四十分钟的路程，木屑味儿渐渐淡了，野果子香漫上来。老屋后的杨梅紫得发黑，茶叶正该采第三茬。他们摘了，装了，周日清早载回县城。南山小区门口支起小摊，女人一边卖杨梅一边串木珠，买杨梅的问她：“一斤果子换几颗珠子？”她笑道：“换二百颗，够串一串风铃。”那人便也笑，果然买一斤杨梅，再讨一捧木珠去。山和城，就在这斤两之间黏合了。

这种“城乡双栖”的日子，如今是云和的寻常景致。平时他们是城里的产业工人，流水线上打磨着出口全世界的玩具；周末他们是山里的农户，伺候着几亩果园和茶树。城里的房子有暖气，山里的老屋有祖坟，两边都是根。从前人说“离土不离乡”，云和人是“离山不离根”。山在那里，城在这里，中间只隔一条四十分钟的盘山路。路是后来修的，宽宽敞敞，像一根血管把城乡的养分来回输送。

夜深了，工坊的灯陆陆续续地熄。只有博物馆还亮着一盏，照着玻璃柜里那只一九七〇年的小木鸭。漆色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苍白的木纹，歪着头，像在打量柜外来来往往的人。它大概想不到，五十年后，满城会有三万人跟它一样——被木头养着，被木头牵着，从一座又一座深山里走出来，最终在这座用刨花堆起来的小城里，安了身，立了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