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战期间，云和人民肩负着国难当头的责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兵役负担尤重。1939年春，负责征兵的云和团管区，将各县征集的新兵，分驻云和城区、白垟墩、黄水碓、天妃宫等处，新兵发生暴动，冲营外逃，被一团军官打死数人。省会迁云期间，兵员伤亡较大，需大量补充。当时规定，凡应征壮丁，登记造册，定期召集抽签，按抽签号数顺序征集、拨交。而时政治腐败，征兵成为乡保长贪污受贿的大好机会和欺压百姓的手段，乱抓乱捉，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所提口号是“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三抽一，四抽二，独马单枪也要抽。”有势有钱人的子弟，只要出钱，就不用去当兵上前线，而当兵的只能是无钱人的事了。用钱买签号、强抓壮丁等事屡见不鲜。

驻军所在地和部队过往之处，鸡犬不宁。群众养的畜禽被宰、种的果菜被食、家中的财物被勒索的事屡见不鲜。稍有异言，轻者受谩骂，重者遭毒打，甚至送了命。十三师的一个团，驻龙泉、庆元、景宁、遂昌、松阴五县的新兵，被拉来的壮丁不计其数。在1940至1942年间，因饿、病、冻致死、被活活打死的新兵数以千计。据当时被拉去埋葬新兵尸体的张水炎回忆，最多一天死亡18人，翁仁村的“对面山”几乎埋满了死人。

民夫运输不堪重负。抗战时期，为适应军政机关财物运输之需要，丽水地区各县皆建立民夫运输队。云和县于1942年成立民夫运输组织，名为“云和县战时民夫运输大队”（后改称第三战区云和民夫运输大队），归县警察局管理，县警察局长兼民夫运输大队大队长，并制订《管制民夫暂行办法》和《壮丁轮流办法》，实行乡、保、甲分级负责，“严密管理，以应事变”，违者重罚。地处要冲的小顺、赤石等区乡，设有一至数百名不等的常备队和临时队，供随时调派。夫役种类繁多，数额巨大。有挑运粮食（军公粮）、食盐、疏散机关财物的；有为过境军政人员挑行李、抬轿子的；有抬伤患官兵的；有破坏公路县道、修建驻军营房、构筑城防工事、修复手车道及建筑区公路的。尤以临时省会所在地云和县，担负“夫役”任务最重。有的乡每个壮丁，每年担负夫役在两个月以上。有的乡男壮丁不敷征派，只能以妇女及超龄男壮丁抵数。夫运方式主要是肩挑，也有船运，大都白忙。“鸠形鹄面”民夫，挨严寒酷暑，强忍饥饿，疲于服役，致病者甚多，有的丧生途中，有的忍不住痛苦，中途逃跑，被政府追缉，有家不敢归，造成“家破人亡、田园荒芜”者不乏其例。

代办无钱。在云和，过境军政人员频繁，为其筹措物料无法统计。在云和县赤石区，区署成立“军民合作站”，专司“招呼过境军队”之职。其具体项目有为过境军队筹措粮食、柴菜、船只和代办膳宿等等。名为“代借、代购、代雇”，实则“有借无还、代购无款、代雇白劳”。

物资摊派繁多。后方基地的各种建筑应时兴起。号称临时省会“三大建筑”之一的“复兴馆”，以及丽水飞机场和战时公路桥梁等等，其所需木料概由附近乡村征派。200公里外的衢州建造飞机场的360万根大木料（直径20公分）和90万根毛竹，也从丽水地区征用一部分，时值隆冬大雪，不少民工因运木头不能回家过年。

苛税盛行。除法定的赋税外，各种临时性的、名目繁多的税捐接踵而来。在龙泉出版的《浙江日报》，1945年8月29日二版社论《乡镇公粮平议》一文中披露：“就本社所在地龙泉而言，包括赋税、县税、劳力、公债、储券、献金献粮等，综计每人每年平均需负担2680.4元，每户9960元。”惊呼：“抗战以来，民众负担确实过重。”1944年5月28日，丽水县碧湖区区长在给第九行政督察区的报告中称：“县令筹派的款物，有过境军政人员器具费、过境难民米菜金、警察日用必需品代金、警察所代办费、区队部粮款、区署置修理费、构筑工事费、防疫费等13种，一次筹捐达163900元，大均约40元，大米13110市斤。”云和已达严重缺粮状态，赤石、小顺、小葛最为严重，灾民嗷嗷待哺，在严重粮荒之中，县田粮处依旧在逼田粮，征购余粮，弄得民怨沸腾，舆论哗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