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云和这个山区小县一度成为浙江省的临时省会、浙江省抗战的后方基地。1942年5月，日军进犯浙赣线，永康告急，浙江省政府迁至云和。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9月始，省政府及驻云各机关单位先后迁返杭州。云和作为临时省会长达三年零四个月，成为抗战时期名副其实的“小杭州”。省政府、省高等法院、省立医院、省财政厅、英士大学、浙江省铁工厂、浙江话剧团、《东南日报》社、浙江通志馆……共183个单位入迁，其中党政、群团58个，工业、交通、商业34个，教育、卫生、文化42个，中央派出机构13个，军警机构28个，其他8个，共计2万多人在云和县城以及各村镇办公、生活。当年在全国范围内，来自浙江的报道均冠以“云和电”。今天，省内许多行政、企事业单位在追溯历史时，与云和都有千丝万缕的连接。

临时省会的入迁，为才3000多人口的云和县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机关单位所到之处，全部祠堂、庙宇被用作办公处所，驻地民房挤满员工及其眷属，甚至灰寮、凉亭也住着“避难”的人群。田赋增加，捐税繁重。云和县每亩田赋派额2角6分，比全省平均每亩9分9厘，高出1角7分。伕役负担沉重，县规定壮丁每年应服劳役2个月。日常生活用品供不应求，征派物料难以计数。赤石区1942年11月23日至1943年3月20日，招待过镜军队21次，63500人次。但与此同时，也给云和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契机。山城云和一时繁荣，成为抗战后期浙江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云和作了临时省会，增加了当地人民许多的负担，或带给他们许多苦难，但同时也助长它很多的进步。”（黄绍竑《五十年回忆》）

当时，小小云和名人汇集。唐文粹、陈怀白、俞子夷等教育家在这里教书育人，吴逸亭、顾西林、吴梅珍等音乐家在这里唱响，著名书画家、诗人余绍宋在这里著书立说。中国画坛泰斗潘天寿先生，任教于离县城30多里的小顺英士大学。潘天寿不仅把英士大学的艺术专修科办得有声有色，还参与成立了“浙江省文化运动委员会”，和一批有志青年与青年画家一起利用书画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左翼作家冯雪峰在云和养病期间，仍坚持创作与翻译，其杂文集《乡风与市风》的部分篇章在此构思完成。共产党员戚铮音则在云和创建并领导战时浙江省第二保育院，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利用河上村山坡上的一座小庙（妙严寺）和两间祠堂等公共建筑作为院舎，收容养育了四百余名来自沦陷区和前线的难童，进行文化学习和抗日救亡政治教育，为保存民族未来竭尽全力。

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队，从城镇到乡村，组织话剧团、歌咏队，并利用墙报等多种形式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城镇青年组织战时服务队，维护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设立茶水站招待过境军队，开展募捐活动。城乡人民献金29730元（法币）、废铜废铁6400余斤，妇女捐献军鞋890双、草鞋680双。仅1942年，征兵603名，超额52名，一批知识青年投奔黄埔军校与其他军事学校学习军事。

作为临时省会，日军进攻的矛头直指云和。1942年6月20日至8月2日43天间，侵华日军空袭县城和城郊7次，出动飞机71架次，投弹155枚，炸死35人，炸伤20人，炸毁房屋333间。在抗日军民的英勇狙击下，除山望排村之外，日军地面部队未能踏进云和这片土地。1942年8月3日，日军向云（和）松（阳）边境松阳一侧侵袭，企图越过方山岭一线，占领云和县城，摧毁浙江临时省会。经过六昼夜激战，日军遭到中国军队沉重打击，向松阳县城方向溃退。在方山岭战役中，云和全县人民和驻军部队同仇敌忾，为保卫祖国，保卫家乡，人人奋勇当先，群众积极支前。特别是方山岭一线战场附近的方山岭、徐湖、仁子石下、上巴坑、连花山、山望排、大南山等村的群众，日夜为战士挑水、送粮，为部队抬伤员。他们拆下自己家里所有能拆的门板、墙板，送往战地供部队使用。一位国军连长在战斗中牺牲，村民把自己的棺材无偿赠送给为国捐躯的军人，并将其安葬在村子旁边，每年为其扫墓。方山岭战役的胜利，彻底扭转了省政府辗转搬迁的被动局面，特别是云和人民抗日救国热情，更加坚定政府和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方山岭战役之后，日军露出狰狞面目，在云和县境内投放鼠疫等病菌，发动惨绝人寰的细菌战。细菌战给云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鼠疫、霍乱等疫情迅速爆发。

在全面抗战中，云和县征集兵员达5812人，占人口总数的8.4%。前线阵亡572人，病故68人，伤残14人；敌机轰炸死亡53人，伤残28人；因日军实施细菌战死、残无以计数。在这段云和历史上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云和人民与全浙江军民一道并肩作战，为抗战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谱写了一首悲壮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