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出生在一个有十几亩地的自耕农家庭。由于家境宽裕，他在家乡上潘孙念完私塾、农村小学，后考入位于定海的私立舟山初级中学(今舟山中学前身)就读。在定海读书时，受中共党组织影响，他倾向进步，阅读《新青年》等革命书刊，明白不少革命道理，后因家道衰落，只得辍学回家务农。1930年，他经熟人介绍到沈家门工作，先后在宝顺、大赉钱庄当实习生、记账员。他工作卖力，为人质朴，1938年上半年，任定海船舶管理站职员。

1938年7月，孙寿昌与定海的一些有志青年相伴奔赴皖南云岭参加新四军。云岭当时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热血青年。他先在新四军教导队任学员；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转任某师卫生部门副官、副科长。他尽心尽力，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深受上级领导称赞。后组织上调他去军部后方医院工作。

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数倍于己的国民党部队袭击，损失惨重。在突围中，孙寿昌所在的后方医院与上级失去了联系，情况危急。关键时刻，他沉着勇敢，自告奋勇地挑起指挥大家转移的担子。他精拣人员，妥善安置伤病员，并精选突围路线，冒着枪林弹雨，安全地将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全部转移。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孙寿昌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部贸易科、军属科科长，他不遗余力，致力于后勤工作。部队当时在苏中地区活动，他一度随海防部队行动。为了使我军部队能在敌后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坚持斗争，打击日伪军，他沉着机智，紧紧依靠海防部队，争取并利用当地各种社会关系，为我军提供后勤物资，并取得显著效果，受到上级领导的首肯。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正当人们欢庆胜利，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企图在中国实行独裁统治，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孙寿昌按照上级指示，在后勤岗位上扎实工作，为保障部队的供给呕心沥血。不久，他调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任生产委员，并兼任东海公司副经理。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他极力排除障碍，采购供给重要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苏北根据地的反蒋自卫战争。

1947年，孙寿昌任苏中军区某旅供给部部长，继续在后勤岗位上默默工作；1949年，又先后任三野十兵团二十九军后勤供给部副部长、部长，后勤部副部长。他虽然担任后勤领导工作，但仍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在淮海战役中，他善于分析情况，及时总结经验，为二十九军后勤供给尽心尽力，做出了优异成绩。在多次战斗中，他还不顾个人安危，经常率领后勤人员组成先遣队，深入炮火纷飞的战场，为前线部队及时提供军事物资，为保证战斗胜利做好一切供给工作。

1949年4月21日凌晨，人民解放军按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发起渡江战斗。在解放南京时，孙寿昌亲率后勤短枪队抢先占领南京火车站，为部队后勤物资的转运和集结提供方便。不久，他又参加解放上海及进军福建作战，为我军的后勤工作出生入死，一直到大陆全部解放。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援助朝鲜人民，毅然派遣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参战。孙寿昌和战友们迫切要求参加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1951年他奉命赴朝，任志愿军后勤六分部、四分部副部长；翌年5月又去志愿军二十军任后勤部副部长。

后勤工作搞得怎样，在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已经被战争实践所证明。在朝鲜元山战场上，孙寿昌率领后勤人员，冒着美军飞机狂轰滥炸的危险，克服人力、物力都十分缺乏的困难，想方设法，积极行动，迅速建立物资中转站，并完成接收物资、转运伤员等任务。同时，他针对朝鲜战场地形狭长，冬天天寒地冻，春天河水泛滥漫上公路，夏秋季山洪爆发冲毁桥梁及美机“地毯式”轰炸等自然和人为的恶劣因素，克服各种困难，充分发挥策划、组织能力，保证二十军后勤运输线畅通，确保部队粮食、辎重及其军事物资供给，受到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领导赞扬。

1954年9月，孙寿昌回国任解放军二十军后勤部长，1955年任二十军副军长，主管后勤工作，同年国庆前夕，授衔为解放军上校，后晋升为大校，同时被授予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在和平建设时期，孙寿昌仍同战争年代一样，十分重视部队的后勤工作建设。他亲自抓部队的生产、抓后勤训练，注意和平环境下部队后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他着手制订了二十军后勤工作正规化、科学化规划，同时把规划贯穿于实际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二十军部队指战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拓荒建房，把荒芜山野建成绿树环绕的军营。他还不辞辛劳，亲自去基层部队蹲点。他蹲点指导的二十军所属173团后勤工作，荣获南京军区集体二等功。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为了解决二十军广大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亲自到农村组织生产，保障了部队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1966年，孙寿昌转业到地方工作，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他仍保持着廉洁奉公的革命本色，不以自己曾经在后勤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搞特殊。临离开部队时，部队有关同志替他在地方上购置了一些家具，准备给他安家时使用。但他知道后，正确对待了这件事，把家具坚决退了回去。像当年在部队调动工作一样，两袖清风，精神饱满地走向新工作岗位。

孙寿昌转业到地方工作，主要还是从事后勤工作。他把部队的一套优良作风和工作经验带到地方上，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认真踏实、细致周密、多思果断的工作作风，给冶金所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正当他初步适应和熟悉地方后勤工作时，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孙寿昌受到了冲击和迫害，被赶到上海奉贤县的农场劳动。在农场的两年时间，他的精神和身体受严重摧残，但他对党充满信心。

1977年，孙寿昌恢复工作，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任副所长、党委委员。他到植物生理研究所后，忘我工作，想方设法为科研人员解决实际问题。他到任不久，发现该所科研人员洗澡有困难，这虽然是件不大的事，但他没有忽视，从思想上重视，为科研人员当好后勤。他立即布置有关人员，设法筹建浴室。很快，一座设备齐全的浴室建成了，使这个所十多年来的洗澡“老大难”问题得到了解决。

孙寿昌始终以革命工作为第一需要。他四十多年来把全部精力贡献在后勤事务工作中，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当好“革命的红管家”。正当他信心百倍为党工作时，癌症侵袭了他的身体，但是病魔并没有动摇他革命到底的信念。1978年，他在医院作了手术，一边与疾病进行斗争，一边还念念不忘工作，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无私的思想情操。他十分关心所里的科研工作和科学技术人员，向所里建议将筹建办公大楼计划改建科研、宿舍楼。他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通过的致力经济建设、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并积极贯彻执行。

孙寿昌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始终恪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后来他癌症复发，病情恶化，给他带来许多困难，但都自己承受，从未向组织上提出任何要求，充分展现了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

1980年6月29日，孙寿昌在沪病逝，终年66岁。

孙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