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消息

2015年12月中旬的一天，家住上海市杨浦区的张友章老人拿着一份《新民晚报》阅览。忽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跃入眼帘：“张汉章”！这不是同胞大哥吗？老人细细看着这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连载文章，心情难以平静下来。

这篇署名为高建国的连载文章标题为《一个子弹与一部红色经典》，2015年12月11日《新民晚报》刊登的是第14篇，其中写道：

（1941年）7月22日，100余名伪军及“清乡”警察对常熟吴里区进行拉网搜剿，隐蔽在这一地区的太仓县委书记杨子清、吴里区区政督导员唐绍裘、区委组织委员张汉章、常熟县交通站站长杨子欣等5人，在突围时先后牺牲。

文中的这个区委组织委员张汉章是不是张友章的同胞大哥呢？张友章和他的亲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求证。

张友章的父亲张孝良本是舟山人，老家在大展乡张家村（今属舟山市普陀区展茅街道大展村）。张孝良年轻时学了门修泵的手艺，携妻离开家乡在外谋生。1918年，张孝良在湖北汉口时，其妻生下一儿，起名用了个“汉”字，叫汉章。在生下老二友德、老三友娟（女儿）后，张孝良到上海谋生，租了杨浦区汾州路一个石库门房子的厨房间生活，工作基本稳定下来，1931年有了小儿子友章。

张汉章的少年时代主要生活在上海。长大后，他成为上海杨树浦路怡和纱厂的机修工人，这也是他父亲张孝良曾工作过的地方。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军包围了汾州路这一片住宅，把老百姓全部赶到马路上后，将这片地区的房子全部放火烧毁。这件事激起了张汉章的抗日怒火，当时他就向其父母表示，一定要参军抗日，保卫国家。1938年的一天，张汉章与几个青年一起离家（新租房子为上海平凉路隆仁里53号）出走，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当然，张汉章出走前并没有对父母说明真实原因。

1940年，张汉章回过一次上海的家，同来的一个名叫许家信的人也宿在他家。张汉章对其母亲称自己在常熟董浜地区做秘密交通工作，之后可能要离开那里。后来张汉章又寄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将离开董浜地区，具体去哪里不知道，让家里不要给他写信。此后，张汉章就杳无音讯了。

上海解放后，张汉章的亲人们向部队的人打听他的下落，无果。后来遇到一位张汉章的好友，原叫彭兴发（音），当时已改名叫胡杰，曾参加过新四军，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不久任龙华区公安分局局长）。胡杰说，他和张汉章分散在两地参加抗日活动，所以他也不知道张汉章的最终下落，可能已经牺牲了。过了几天，胡杰让人送来一个“光荣之家”的牌匾。

张汉章的父母及弟妹认为，张汉章可能还在世上，只是不方便回家。但是，几十年过去了，依旧没有张汉章的消息，大家也基本上接受了他已经牺牲的结果。

这次从《新民晚报》中看到张汉章的消息，离当年张汉章的牺牲时间已过去74年多了。张友章年事已高，将向外联系询问张汉章有关情况的事托付给了儿子张利强。2015年12月14日，张利强给常熟市党史部门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得到中共常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陈建东的回复。陈建东为此翻阅了大量常熟地方党史资料，将有关张汉章的资料发送给张利强，并采访了曾与张汉章共事过的常熟离休干部马文华。通过印证，基本确定，在常熟牺牲的张汉章就是张友章苦苦寻找几十年没有下落的大哥。

战友的回忆

常熟别名琴川，是鱼米之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频繁的地区，不少同志为了抗击日伪在此地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张汉章就是其中之一。常熟革命文史资料多处提到张汉章的名字，但对他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工作、什么时候入党等情况毫无记载。根据《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常熟市组织史资料》记载，中共吴市区委员会（1940年6月成立）历任书记名单中有这样一段：“张汉章（章汉夫，代理，1941.2-1941.4，1941年7月牺牲）”；委员名单中也有张汉章的名字。中共吴里区委员会（1941年3月成立）委员名单中有张汉章的名字。而1939年11成立的中共长亳（董浜）区委员会中并没有张汉章的名字。

与张汉章结伴到过上海的许家信，据悉就是后来担任中共唐山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唐山地委书记的许家信。许家信本是安徽寿县人，1940年前后确实在常熟工作过。资料显示，1940年2月至4月，许家信任中共常熟县委委员；1940年4月（下旬）至8月，许家信（王兴华）任中共常熟县委书记。

从张汉章家人的回忆和常熟地方党史资料分析，张汉章1938年从上海出发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是否直接到了常熟未可知），后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被派到江苏常熟董浜担任秘密交通（联络）工作，对外化名章汉夫，同志间知道其真实姓名为张汉章。1940年6月中共吴市区委员会成立后，张汉章调到吴市区任组织委员。在此之前，张汉章陪许家信到过上海。1941年2月，中共吴市区区委书记因工作需要调离，其职责由张汉章暂时代理。1941年3月至4月，中共吴市区委员会、中共里睦区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共吴里区委员会，张汉章成为这一过渡阶段的区委负责人，直到4月份干部任命下达，林千叶（顾丽沧）被任命为中共吴里区区委书记，马文华任副书记，张汉章任组织委员。

张汉章牺牲过程的目击者、常熟市离休老干部程正仲（1919-2005）于1985年写了一篇《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选录于下：

1941年5月，组织把我从江城区调到吴里区担任军事股长。到了7月，敌伪就开始“清乡”了。上级决定区委、区政府的干部要“就地坚持”，我就带领着常备队随区委、区政府流动。当时太仓县委书记杨子清及警卫八连的部分指战员已流动到吴里区来。

5月中旬，敌人深入到了我们的中心区，占领与控制了集镇和大小交通要道。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斗争也越来越艰苦。

7月21日，区委书记顾丽沧接上级通知，要她和警卫八连的陈倬云副连长一起去团部开会，在他们走后的第二天，吴里区的副区长、新委任的县民政科长唐绍裘、区组织委员张汉章和我们几个同志一起流动到陆家市附近一个叫瓦楼里的宅基上。宿营地的附近是棉花田，田的旁边有条河，其时正值盛夏，所以虽是早上也已觉得暑气灼人。到了上午九、十点钟，我们发现有一百多个伪军及“清乡”警察从沈家市南面朝向我们这边过来。由于敌众我寡，我们就隐蔽到棉花田里，敌人发现动静，便立刻向棉花田包围过来搜索，不幸的是唐绍裘首先被敌人发现了，当他刚冲出棉花田向河岸扑去的时候，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胸部，当场牺牲。区委组织委员张汉章、警卫七连连副王祖兴在迅速冲出棉田后即跃入水中，泅渡过河。可是，张汉章仍为敌人机枪射中牺牲，只有王祖兴突出了包围，我因突围不及而陷入敌手。当敌人押着我回去的路上，见到杨子清也牺牲了……

在文章的最后，程正仲写道：“1941年7月22日，这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其他有关文章说法也差不多。1941年7月22日，就是张汉章牺牲的日子，这一年，他才23岁。

2016年3月28日上午，常熟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陈建东专程采访了常熟市离休干部马文华。马文华老人出生于1920年8月，江苏常熟人，1939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经和张汉章共事过。她回忆道：

张汉章和我曾经是同事。当时我是吴里区区委副书记，他是区委组织委员。他是上海人，中等略高身材，白净方正的脸型，偏瘦，一口上海口音，为人热情大方，性格脾气都很好。他主要负责区委党的组织工作。可惜，我和他接触时间不长。

1941年7月日伪发动“清乡”后，因工作需要我和他分开了。后来我到了苏北，也一直没有他的音讯，解放后才听说他是在常熟徐市牺牲的。可到现在居然家人都没有联系上，革命烈士也没评上，令人深感遗憾！我可以证明，张汉章是为革命而牺牲的，应当被评为革命烈士！

马文华老人对张汉章的描述是符合张友章老人对自己大哥的印象的。张友章老人十分肯定，在常熟牺牲的张汉章就是他的大哥。

亲人的遗憾

张汉章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2015年获知张汉章的消息时，大弟张友德（原住上海，有后代）已故多年，妹妹张友娟（居住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有后代）和小弟张友章尚在世。

关于张汉章的墓葬，据常熟市方面介绍，原本有一个13人合葬的集体墓，是包括张汉章的，后来迁入常熟市烈士陵园，但张汉章的名字没刻上去，因为他没被评为革命烈士。

1990年出版的《常熟市志》里，张汉章出现在“参加过董浜、徐市地区抗日活动的名士”名单里，紧随在同时牺牲的杨子清、唐绍裘之后。但奇怪的是，杨子清、唐绍裘等人列入了“革命烈士英名录”，而张汉章却没有被列入。

张汉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牺牲在抗日伪的战斗中，理所当然有评为革命烈士的资格，那为什么没被评为革命烈士，只是“抗日名士”呢？

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评革命烈士需要家属亲人或所在单位申请，而张汉章的亲人们并不知道他牺牲在常熟，没人申请，所以“革命烈士英名录”里就没有张汉章的名字。从没被评为革命烈士这一点也可看出，张汉章不是常熟本地人。

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张友章及其亲人们决定为张汉章申请革命烈士。张汉章未婚没有后代，但他的弟弟、妹妹还在。

然而，事与愿违。事隔多年，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人都已去世，许多事已无从证明。上海当地没有找到张汉章参加革命的任何资料。尽管常熟市史志办公室、舟山市普陀区史志办公室、展茅街道大展村委会提供了相关资料或证明，但上海当地的民政部门还是认为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张友章的大哥张汉章就是在常熟牺牲的张汉章，答复函称“如无其他档案材料或证明人证明您与常熟牺牲的张汉章系亲属关系，则不符合向我局提出评定张汉章烈士的条件。”

1997年出版的《展茅镇志》中有一张“抗日志士名录”表，张家村“张汉章”的信息是：1918年出生，1937年从上海去皖南参加新四军。“牺牲年月”一栏，写着“牺牲日期无从查考”。这些资料也是张汉章的亲属提供的，出走时间不一致（印象模糊），是不是真的去过皖南参加新四军也难说。很多事情只是推测，已无法证明。

原始资料查不到，关键证人都已去世。张汉章的亲属们心有遗憾，但也无可奈何。2022年，张友娟带着这个遗憾去世。

虽然上海的民政部门还没有认定在常熟牺牲的张汉章就是张友章的胞兄张汉章，但笔者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坚信在常熟牺牲的张汉章就是张友章的胞兄张汉章。常熟的党史工作者陈建东也是这么认为：

其一，在常熟牺牲的张汉章有化名，又没人申请他为烈士，可见他不是常熟本地人，而且当地政府应该是没联系到其亲属。据马文华老人回忆，张汉章是上海口音，而张友章的胞兄在上海长大，1940年回过一次家以后就一直不知下落。

其二，张友章及其子联系上常熟党史办副主任陈建东时，提到1940年同张汉章一起到上海的许家信。陈建东明确地说，许家信那段时间确实在常熟工作过，他就是后来担任唐山市委第一书记的那位。

以上两点，基本可以确定两个张汉章是同一人。

根据笔者调查考证分析，张汉章1938年离开上海前可能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驻上海的中共领导机构为中共江苏省委，1938年5月，下设京沪线工作委员会（10月改称中共江南特委），担负开辟苏南东路地区的工作，中共常熟县委同时重建。张汉章或许就是此时被派往常熟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工作。

作者单位:舟山市普陀区档案馆（区史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