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田碑记》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由普济寺监院了余等立。碑额铭刻“助田碑记”四字。碑文右侧，又有标题“各法眷出资筑塘助寺碑记”。这是一通关于晚清年间普陀山僧众共同集资筑塘的碑刻，主要包括两个内容。其一是集资筑塘的缘起，并附录各僧众“助洋数目”，其二是僧众助田，收入助寺，附录“助田四址”。碑文中的“法眷”，即指寺院中“共同修行的道友”。碑刻中的“塘”，指的是朱家尖的“众香塘”。这通碑刻，涉及近代普陀山发展、朱家尖涂田开发历史，同时碑文中提及的“因教堂囗去所筑之田一半”，涉及近代朱家尖发生的天主教堂与普陀山僧众田产之争的一段公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该碑现收藏于普陀山正趣亭边的碑廊中。碑高1.28米，宽0.63米，碑刻下部有些缺损，部分缺失文字参照《普陀山大辞典》所收碑文补阙，即（）内楷体文字，囗为模糊难辨认的字。
《助田碑记》全文如下：
尝闻莫为之前，虽美不彰；莫为之后，虽圣弗传。良有以也。我普陀洛（迦庄，土名朱家尖者，卤浸之荒落也。普陀得以为田者，缘我）国朝列圣恩免租税，体恤僧艰，有以致之也。聿稽山之普济禅寺，建自梁贞明间，迄今（千有余载，沧桑递变，代有废兴。自光绪年间梅卓、隆章）慧源诸长老相继住持，各有建树，大众规模，随时整顿，常住日见起色，衲子投（归者渐众，方慧公之住持也。现任坤宝和尚为监）院，劝慧公会集前后两寺法眷筹议攒洋，于朱家尖海涂筑塘以为田，竣工之后，按（洋多寡剖分亩数。又虑普济常住香积不充，首）先捐助捌百余洋，为众法眷倡。遂各惠然解囊，共得洋贰仟陆百玖拾肆元。于是普济（寺内应得田五百三十八亩八分，因教堂囗）去所筑之田一半，实得田二百六十玖亩零，将来变成肥沃，足以充裕常住斋厨。是功也，（虽众法眷之助成，实我坤公和尚之倡囗）及至法眷推举两度住持，接人以礼，待众以诚，竭力尽心，培植常住，孜孜焉惟以振兴为（务。光绪二十四年，又复开堂演教，望厥恭归）者日益众，久居不去者恒数百人，故开辟斋楼、云水堂，以至藏经阁、鼓楼，次第修理。又（念众法眷助田之功德不可湮没，兹将助洋）各法眷命匠镌石，以垂永久，俾后之来者知其始末云尔。
兹将众法眷助洋数目列后：本山众香塘法眷助洋贰佰伍拾元，佛顶山信真老和尚助洋叁佰元。又，（坤宝老和尚代付洋贰佰元），磐陀庵退居梅卓老和尚助洋贰佰元，灵石庵当家通恒师助洋贰佰元，（洪筏房退居慧源老和尚助洋叁佰元），白华常住助洋陆佰元，白华庵片云室宗茂老当家助洋肆百元，白华（庵坤宝老和尚助洋贰佰肆拾肆元）
助田四址：东址法华洞田，南址悦岭庵田，西址众香河，北址上（锡麟堂田，下紫竹林田）。另斜角二十亩，东址老塘脚，南址天主堂田，西址紫竹林广学（名下田，北址广学名下田）
光绪二十五年月（日普济寺两序、监院了余、知众善章等立石）
朱家尖开发涂田，工程浩大，耗资不薄。这一通碑刻反映了光绪年间普陀山僧众共同集资围垦海涂，筑塘为田的史实。
立碑者了余（1864—1924），名广导，浙江余姚人。清末民国时期普陀山高僧，时任普济寺监院，后亦任普济寺住持。
朱家尖僧田开发历史
碑刻前面部分云“我普陀洛迦庄，土名朱家尖者，卤浸之荒落也。普陀得以为田者，缘我国朝列圣恩免租税，体恤僧艰，有以致之也”，简明介绍了清初以来朝廷准许普陀山僧众在朱家尖开发涂田，并给予“免租税”的待遇。文中云“我普陀洛迦庄”，指普陀山田庄，清初大部分田庄分布在朱家尖岛。
1、清代朱家尖已成普陀僧田
普陀山是观音圣地，宋代朝廷赐名“宝陀”，史志称“梅岑山观音宝陀寺”，南宋淳祐年间置“接待庄”田产，并“请于朝免租役”。又据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时宝陀寺有“常住田五百六十七亩，山一千六百七亩”，元代田产不断扩大，但僧田位置不详。明代，天启年间，在磐陀庵西筑堤垦田数十亩，作为普陀僧田。至崇祯年间，则置田达千亩。至清初顺治年间，实施海禁，普陀寺院尽毁，僧田尽弃。
到清代康熙年间，定海展复，重振普陀观音道场，康熙、雍正等多次拨帑金，修建寺院，地方官员等捐资开垦朱家尖田，作为普陀僧田，供养僧众。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定海镇总兵张彪捐资开垦朱家尖田助寺。僧众也不断集资在朱家尖垦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山僧绎堂为息耒院在朱家尖月岙等地募置田产。康熙五十八年，蠲免普济、法雨两寺在朱家尖、顺母涂筑塘已垦田3315亩、未垦地1553亩之赋税，山僧立《恩免普陀钱粮碑》。
2、清代朱家尖僧田开发的不断推进
朱家尖僧田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逐步大规模开发，与朱家尖的地理条件有关。
其一，朱家尖地处莲花洋畔普陀山南侧，与普陀山隔海相望，因此僧人前往朱家尖垦田乃至后来的收租，都极为方便。
其二，朱家尖多滩涂，具备开垦涂田的条件。据《朱家尖志》记述，“今朱家尖岛由历史上的马秦山（今大青山）、福兴山（今朱家尖大山）、顺母涂山、糯米潭山、泗苏山、金钵屿山、石牛山、西山、钓鱼礁山、泥螺山等大小16个岛屿组成”。最初，这一区域除了海便是山，平原面积极少。但岛屿之间的间距比较小，随着滩涂不断涨积，逐渐具备筑塘垦田的条件。
其中，今朱家尖北部，离普陀山近，且历史上就有天然海塘，因此率先开垦涂田。南宋宝庆《四明志》记载，宋代朱家尖东北大平岗与大山之间有乌石塘，“乌石塘三：一在马秦岙，一在下塘头千步砂，一在桃花岙。昔皆大洋也。百年之间，或卷砂以为堤，或堆石以为塘，中成膏腴，不以人力，然则沧海变桑田，非虚言也”。中成膏腴，说明乌石塘一带或有良田。
从清代普陀山志等记述的朱家尖涂田开发情况看，康熙至道光年间，涂田主要集中在今朱家尖岛北部，即朱家尖大山与大平岗之间滩涂、白山头与西山之间的滩涂等。主要地段有月岙、白山头、香莲岙、乌石塘，这一带至今还留下了不少庵堂地名，皆与普陀山有关，是普陀山各寺庵的庵田所在，如月岙的西风庵，白山头附近的佛手岙、半山庵等，以及乌石塘、香莲岙附近的修竹庵、三官堂、大乘庵、磐陀庵等地名，都反映了普陀山的僧田所在。
至乾隆年间，位于朱家尖南部四柱山南麓的七星寺（原为白华庵的田庵），附近也已逐步开发涂田。白华庵中有旧碑《白华庵朱家尖筑塘碑》，记载嘉庆年间，“朱家尖七星寺竹头浦之良田，中有泥涂三百余亩”。
到道光年间，随着新涨沙涂田的出现，涂田开发逐步由东向西、向南延伸。道光十二年（1832)，朱家尖竹头浦、顺母涂等处涂场5300余亩，可筑塘成田者2000余亩，全部归僧开垦。这一时期，顺母涂山附近的滩涂也得到开发。
到光绪年间，朱家尖南部糯米潭山周边滩涂进一步涨积，糯米潭山与大山之间逐步连成一体，于是就有僧人提出筑塘垦田，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事成，然后就有了这一通《助田碑记》。
3、朱家尖僧田不断开发与普陀山寺院发展有关
朱家尖僧田开发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是因为普陀山寺庵增多、僧人增多，香客更为众多，为解决“常住香积不充”而不断增置僧田。
康熙年间，重建普陀山，寺僧倍增，才有朱家尖僧田开发之举。而到道光十二年（1832），定海知县王鼎勋等以山上僧众计1000余人，田产无几，遂将朱家尖竹头浦、顺母涂等处涂场5300余亩，可筑塘成田者2000余亩，全部归僧开垦。
而至光绪年间，僧众增加至3000人，相比道光年间的三倍。据民国《普陀洛迦新志》记载，“本山两寺及各静室，僧众约三千人。对此唯春季香客，冬腊戒徒，两时来人为多。一顿食米至二十四石。今第以普济一寺言之，岁费薪柴银币二千元。食粮人众时，一食需米五石。不知增若干倍矣！”
《助田碑记》也云：“诸长老相继住持，各有建树，大众规模，随时整顿，常住日见起色，衲子投归者渐众”，反映了僧众不断增长对僧田供给的需求也不断增大。
据《朱家尖志》，至19世纪后期的清光绪朝，普陀山佛寺在朱家尖拥有田地7000余亩，占该岛耕地的三分之二。土地收入用来供给全山僧人口粮及公益，是普陀山寺庵经济重要来源。
光绪年间普陀山僧众筑塘的背景
朱家尖的地理条件，为僧众开发涂田奠定了可能性。而随着寺院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僧众数量倍增，不断开发涂田则大有必要。这两者构成光绪年间普陀山僧众筑塘垦田的必然性。
然而，这一次筑塘，也有其偶然的因素，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
1、僧众与佃户之间的矛盾
随着普陀山僧众在朱家尖开发涂田数量增多，必然会引起社会矛盾，僧众与佃户之间的矛盾，在清代中后期逐渐显露。
清道光年间，曾经发生佃户胡洁斋等与寺僧茂松相争，为争夺新涨沙涂地。道光十六年，浙东地方官员判定将新增竹头浦等处沙田，拨入定海育婴堂，充作公益慈善经费，免僧俗之争。事见《育婴堂朱家尖拨田碑记》，道光十七年周彦撰。
2、加入天主教的朱家尖佃户加入争地行列
到光绪年间，随着新涨沙涂地的增多，更多的朱家尖佃户有了争地意识，而且他们加入了天主教，希望依靠教堂力量，筹集资金，帮助他们能拥有土地。
近代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宗教势力逐渐渗透到舟山海岛地区。同治三年（1864），朱家尖建立天主堂，约60名佃农加入了天主教。
光绪十二年（1886），朱家尖部分天主教佃农，向天主教会提出，由教会在该岛围塘促淤造田，租予教民耕种。浙江省天主教负责人赵保禄主教，遂派人在朱家尖老塘外树立有“四方界址”的标记。并准备向海外集资，筑塘垦荒，但因经费没有着落，而迟迟未动工。而主持舟山教会的董增德教士，对此也不积极，赵保禄的垦田计划遂不了了之。
3、僧众集资筑塘垦田
在朱家尖天主教堂拟筑塘垦田的“竞争关系”下，普陀山僧众也发出抢先集资垦田的建议。由于所筑海塘较长，工程浩大，需要发动普陀山全山僧众力量，来集资筑塘。
根据《助田碑记》记载，坤宝和尚为监院，劝普济寺住持慧源召集前后两寺法眷，“筹议攒洋”，于朱家尖海涂筑塘为田，竣工之后，按出资多寡分配亩数。
碑文中的“坤宝和尚”，时任普济寺监院。坤宝（1851—1915），名悟圆，仁和（今杭州）人，七岁出家。光绪二十年继任普济寺住持。碑文中对其评价很高，“及至法眷推举两度住持，接人以礼，待众以诚，竭力尽心，培植常住，孜孜焉惟以振兴为务”，光绪二十四年，“开阔斋楼、云水堂，以至藏经阁、鼓楼，次第修理”。
碑文中的“普济寺住持慧源”，俗姓夏，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光绪十七年任普济寺住持，光绪二十年退居洪筏禅院。
慧源采纳坤宝和尚的建议，普济寺首先捐助捌百余洋，各寺庵僧众纷纷解囊，共得洋贰仟陆百玖拾肆元。
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大功告成。各寺院按照出资份额，分配田产。而碑记中说，“将来变成肥沃，足以充裕常住斋厨”，说明涂田的开发改良并不是一蹴而就，有一个逐步肥沃的漫长过程。
碑刻中提及教堂田产纠纷案
这一通碑刻的历史价值，在于反映近代舟山历史的一件教案，这是一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事件。当时的《新闻报》《申报》《益闻录》等各大报刊连续报道事因及处置过程。
碑文中说“于是普济寺内应得田五百三十八亩八分，因教堂囗去所筑之田一半，实得田贰佰陆拾玖亩零”。这里的“教堂”，指的是朱家尖法国天主教教堂。
光绪十二年（1886），朱家尖部分天主教佃农谋求教会支持，开发朱家尖涂田。但是因为资金问题，迟迟未能动工。但教会在朱家尖老塘外树立“四方界址”的标记。
而随后普陀山僧人，于光绪十九年（1893）向定海直隶厅申请，在天主教佃农所看中的区块筑塘垦田，厅同知徐承礼即予批准，并有宁绍台兵备道吴引孙的铃印，指明任何人不许阻挠干涉建塘。于是，普陀山僧把天主教所擅立的四方界址拔掉，加速筑堤围垦基建进程。
普陀山僧和天主教佃农的矛盾就此发生，双方纠纷迭起。光绪二十一年，教徒赴宁波，向主教赵保禄哭诉，寻求支持，并在朱家尖重新插上界石。彼时，普陀山僧众的筑塘围淤工程已经两年，工程竣工指日可待。他们原以为矛盾已经解决，不料天主教佃农再来插上界石，图谋占地。于是百余名僧人到朱家尖找佃农评理，扬言如不悔改，要驱逐为首的天主教佃农。数位天主教徒又赶往宁波，向赵保禄哭诉，称和尚带武器，搜捕天主教徒，推倒教堂圣像，云云。
光绪二十一年（1895）农历八月十五，朱家尖教堂起火，教徒们纷纷传言是普陀山僧纵火，惊动法国领事馆。普陀山僧蒙此不白之冤，赴定海城申诉上访。
10月2日，法国军舰因康斯丹号泊定海港。另一法舰富尔凡号也驶往舟山，意欲向中国官府施加压力。
后定海厅同知赵惟嵛和赵保禄在宁波会谈，不欢而散。基于彼时中日刚签订《马关条约》，中日战争刚熄，在此国际国内形势下，时浙江巡抚廖寿丰不愿将朱家尖争地之事态扩大，便札谕赵惟嵛尽快了断此案。后双方又在定海会谈，达成“和解协议”。期间旅沪绅商共举朱葆三、郭小兰赴宁波调解，两艘法舰驶离舟山。
普陀各寺院住持只能让步，遵巡抚廖寿丰所示，让出此次所垦土地之半，计两千余亩给天主教堂。至此，十年纷争，终得了断结案。
从最终结果看，受法国天主教护持的教徒最终获利，凭空获得涂田。而定海厅也成为冤大头，烧毁的教堂也由官府买单赔偿。据1995年10月28日《申报》报道，“定海厅出洋银三百圆赔造所毁教民公所”。
透视这一通碑刻背后所深藏的历史事件，此碑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寺院土地所有制现象，即寺院经济，以及寺院和佃户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外部势力的干涉，则打破了这种土地关系，教堂控制了部分土地。由此看来，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似乎亦浓缩在这一通碑刻中。
碑文中所涉及的“众香塘”地名考
碑文中所述的“众香塘”是一个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地名，该塘也是这一次围涂垦田工程的关键。
碑文中有“众法眷助洋数目”，其中列第一位即“本山众香塘法眷助洋贰佰伍拾元”，说明当时朱家尖开发涂田，筑众香塘是重要工程，其捐资僧众称“众香塘法眷”。
又据《益闻录》（1895年第1525期）报道，朱家尖争地案善后处理，“现在三面议定，自糯米潭新筑直路起，至卖盐山嘴止为界，所有路南新涨海涂，统归教堂养淡成熟，勘丈报升。其路北海涂统归寺僧成熟升粮”。由此推测，众香塘的位置，就大致位于“糯米潭新筑直路起，至卖盐山嘴止为界”。糯米潭，俗称糯米团，原为海中一小岛，围塘以后，与朱家尖连成一片。海塘北侧涂田归属普陀山僧。南侧新涨海涂，则属于教堂。众香塘，今俗称老南塘，沟通朱家尖与糯米团山。
众香塘的遗存“五眼碶”今保存完好。“众香塘”西侧，靠近糯米潭的碶门，称为“众香溪”碶门，今称“五眼碶”。碶门由花岗岩石筑成，共五眼，其中三眼和两眼间被一土坡隔开。“三眼”碶门上的石条一侧，分别刻有“光绪癸已谷旦”“众香溪”“普陀同人建造”字样。另，“两眼”碶门上的石条一侧刻有“增产碶”三字，为近代所置。又“众香溪”，亦指碑文最后助田界址中的“众香河”，即碶门流经的河道。“众”者指“众法眷”“普陀同人”，“香”即“香积”“香火”，海塘、碶门、河道，皆取名“众香”，这一地名与普陀山众法眷集资筑塘有关，也反映了这一次涂田开发的历史。
光绪癸巳，即清光绪十九年，普陀山寺僧集资筑众香塘，而“三眼”碶门“众香溪”的落成，则是筑塘的见证。其结构上面是可供行路的桥，下面则是水道碶门。2023年，众香溪五眼碶列入浙江省首批重要水利工程遗产资源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