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在六横的海岸边沿远眺洋面，见到形形色色、体型庞大的各式船舶徐徐前行，便知这些船或是前来岛上修理或是在运输的路上途经此处，感叹船舶工业发展迅疾之余，总是会不自觉想起400多年前位于六横岛（同时代的军事文献《筹海图编》将其名记录为“陆奥山”）海域的那座“世界级自由贸易港”——“双屿港”，广罗四海客商，达到了“市列珠玑”、畅达交易的程度。

抽丝剥茧、见微知著地回溯双屿港的种种，是为了让更多人明晓海商建立双屿港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和对东西方世界变革产生的深远影响。本文将通过贸易交流这个角度来讲述双屿港的前世今生，以飨读者。

交流频繁的东亚贸易

“双屿”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典籍上的时间，可追溯到宋代浙东地方志《（乾道）四明经》和《（宝庆）四明志》，后者还记载了宋代的浙东特产里有双屿的“班虾”，这侧面说明了当时应该已经有人在当地生活或进行捕鱼作业。

根据明代官员陈昌积的描述，彼时居住在舟山群岛的人们面临最大问题即“居无陶穴环堵之庇俯仰，资无穰亩桑土之办衣食，势必赖樵渔于海以自活”“田不供食，以海为生”。为了尽快脱离这种窘迫状况，他们绞尽脑汁寻求致富的方法，直到发现“募徒自护”进行海外贸易“博利可十倍”。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会游泳、能适应远洋航行的青壮年都纷纷加入了这个行业，更有不少人因此发家。典型的例子即后来成为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劲敌的海商王直，从嘉靖庚子年（公元1540年）开始，就一再去往日本、暹罗（今泰国）和西洋诸国贸易，只用了五到六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

不过，官方海上贸易持续发展的唐宋元三个时代，许是规划层面囿于认知，纵使设置了相应的“市舶”机构，依旧因为管辖范围过大、控制手段缺失，导致民间海上贸易的管控出现较大漏洞，以劫掠为生的海寇悄然滋生。这些海寇行踪不定，此消彼长，对于东南沿海戕害巨大。明廷为了打击海寇，很早就发布了沿海居民“片板不许下海”的严苛规制，对于私自建造两根桅杆以上船舶（三根桅杆以上的帆船具备远洋航行能力）的、把军器等违禁物品往番外国度的均处以重刑，如果有人“潜通海贼”或者“向导劫掠”的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刑罚。由于这些律令的颁布，截断了许多人想从海上贸易分一杯羹的幻想，东南沿海的居民大量迁往内陆地区，另谋他路，只有少部分的人仍然选择留守故土。而这时位于舟山群岛南部海域的“双屿”（一大一小岛屿）虽仍属明廷管辖，却没有任何官方派驻机构，属于“真空地带”。

明廷清空东南沿海居民的举措，仅是限制了民间海上私自贸易，并未撤并在宁波乃至广东、福建等地设置的市舶司，仍保留了官方途径的贸易途径。时任嘉靖年间浙江巡抚的朱纨就在奏折中就提及过“欲购买中国货物，亦许入贡之期，报官交易”，寥寥数字就反映了明廷彼时对待海上贸易的态度。

亦商亦盗的倭国势力

朱纨提到的“入贡”是明廷当时推行的一种官办贸易方式，即国内外的珍奇货物交换，各取所需。按照《明会典》记载，明廷付给这些朝贡国的钱往往高出市价，以彰恩典，称之为“厚往薄来”。一直觊觎海上贸易获利的邻国日本海商发现这种贸易方式有利可图，便打起了主意。嘉靖年间的日本正值内乱时期，国别众多，没有统一的管理，于是出现了“诸道争贡”的混乱局面。

明廷早就对此进行了研究，嘉靖年间的地方志《宁波府志》记载，鄞县官员杨守陈是这么评论该国人的：该国的海商亦商亦盗，时常袭扰边境，无论明廷是否接受他们“朝贡”，他们都持着“受贡亦侵，不受贡亦侵”的态度，总想着捞点好处回去。明代的学者颜季亨也曾提过日本海商“乃至四明（包括我们舟山群岛），沿海贸易”，如果在贸易中获利未达他们的预期，立马翻脸，“燔毁城郭，抄掠居民，为害最大”。

对于该国人，明廷起初还是有着足够耐心的，给了他们用于朝贡贸易的凭证——“勘合”，然而频频出现新旧“勘合”不及时更换、未按照明廷规定的“十年一贡”准则进行朝贡贸易等乱象。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来自日本的两队使团因为新旧“勘合”冲突与验货次序，在位于宁波的浙江市舶司大打出手。明廷忍无可忍，由礼部请罢了浙江市舶司，断绝了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而日本也因为局势动荡，没有人再持着“勘合”前来。

嘉靖年间的尚书郑晓就此评论，日本人“服饰器用”都是从中国进口购买的，绝不可能放弃双方之间的贸易，限制他们的贸易途径，反倒会让他们动起歪脑筋来。

随着海商邓獠、许家四兄弟的先后入驻“藏风聚气”、适合船舶停靠的双屿岛，开辟出新的港口后，在一些人的牵线搭桥下，日本海商对接到了新的贸易合作伙伴——双屿港上的民间海商。

此前，与明廷的官方交易中，火器被视作违禁物，不能随意出境。而出身于双屿岛的海商王直（又叫王五峰）领着葡萄牙人去了日本，将铁炮（铁筒状的火绳铳）等火器也一并带了过去。此后，大量的日本海商频繁用当地产的白银，在双屿港换取葡萄牙人的火器。可以这么说，王直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该国的热兵器发展，也为之后的嘉靖大倭乱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根据朱纨在《甓余杂集》中提到，一名“倭夷（日本古称倭国）”在被明军水师俘虏后，称其听说“大明（这里指的是大明境内的双屿港）买卖甚好”所以前来，还提到“尚有倭人在后来船内未到”，看得出该国人对前来双屿港贸易有多么“心驰神往”。

这里必须提一下的是，由于中日海上贸易早在唐宋时期就已非常频繁了，到了明代，随着航运业的发展、航运经验的积累，海商想要在两地之间往来变得更为便利了。根据明代天启年间的《海盐县志》记载，海商们借助一种名为“海道针经”的罗盘导航开船，从双屿港出发，用丙午针（即船头转向157.5度），三更（大约7至8小时）后，能到孝顺洋（即如今宁波象山港东边的洋面）及乱礁洋（今宁波象山县涂茨镇以东的洋面），取九山（今舟山群岛最南端的韭山列岛）。再从九山出发，用单卯针（即朝着正东方向），二十七更（大约2至3天）过洋，至日本港口。如今看来，彼时的人们没有电子导航，却运用智慧开辟出一条条远洋航线，属实令人叹为观止。

远洋开拓的欧洲新秀

与日本海商前后脚抵达“双屿”的，还有远渡重洋而来的葡萄牙籍海商。彼时，正是葡萄牙航运业逐渐崛起的阶段，他们的足迹也从欧洲一直延伸到了亚太地区。嗅觉灵敏的葡萄牙籍海商很快意识到跟明廷贸易，应能获利颇丰。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明廷很是抵触这些行为做派较为开放且跋扈的陌生海商，不仅拒绝开展贸易合作，还明令禁止国人与葡萄牙海商有接触，“于是番舶几绝”。葡萄牙海商不甘心放过这么大块的“肥肉”，又在民间寻找明廷管控不严的小岛落脚，开设贸易场所，与民间海商建立贸易关系。这种冒失违例的行为，招致了明廷的强烈不满和严厉打击。

已经通过开辟、经营双屿港十余年，并在东南沿海地区站稳脚跟的民间海商李光头、许家兄弟相继出现，让葡萄牙海商在绝望之中感受到了希望，实在称得上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葡萄牙海商与东亚地区的海商不同，他们有定点贸易、建设贸易中转站的习惯。这些海商在李光头和许家兄弟的“引路”和推介下，发现双屿港所处的地理位置靠近苏杭、绍兴、江西等丝绸、陶瓷原产地，出海交通又极为便利，便决定在此“安营扎寨”。

结合各类明清典籍和葡萄牙旅行家平托在《远游记》中的相关记载，葡萄牙海商在双屿港建设了千余座的固定场所，包括了各种管理机构、军事设施、医院、教堂等，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城市运营体系。该国国籍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000余人，占到总居住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双屿港中除了白银、宝钞、铜钱以外，葡萄牙货币“得克”俨然成为当地的主流货币之一。

葡萄牙海商的到来，随之还带来了一大批“黑番”“极黑番”。“黑番”“极黑番”这些代称都是明代人们用来称呼和区别肌肤黝黑的外籍人员的。“黑番”指的是来自如今中东和东南亚地区、皮肤黄褐色的人，“极黑番”指的是非洲黑种人。

“黑番”与葡萄牙海商之间一般都是雇佣关系，或是擅长“观星象”，以每年“银八两”的报酬帮助驾船；或是充当铳手（即火炮手），更有甚者还熟谙火器的修造。除此之外，这些年纪均在二三十岁上下的人，年富力强，不仅通晓葡萄牙语，拥有葡萄牙语的名字，还“往往能为中国人语”，能做翻译，帮助双方达成交易。

“极黑番”一般都是葡萄牙海商花费“百两、数十两”购买而来的奴隶，朱纨曾在俘获一些“极黑番”后评价他们能跑能跳，肌肉发达，“此类善斗”，每逢战斗都能冲锋在前，凶猛如熊，异常可怖。

花样百出的发家手段

从朱纨的《甓余杂集》罗列的战报里，我们可以发现彼时在双屿港上经营生活的海商，除了前文提到的日本籍、葡萄牙籍和遗留的本土居民外，还有来自福建、广东、海南、安徽以及浙江温州、宁波等国内各地的。

这些人当中的大部分以远洋贸易为生，主要涉及东南亚及欧洲两条航线，双屿港的“主理人”许栋（很多典籍都称之为“许一”）和自己的兄弟、侄子一起违例建造三桅大船，顺着畅通无阻的航线前往葡萄牙、满咖喇（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等处售出对方缺少的丝、棉、绸、缎、瓷器等物，再购入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火铳等稀奇货物和器械回国分销，两头获利，赚得可谓“盆满钵满”。

彼时热销的货物远不止于此。明代官员陈昌积在《送大中丞秋厓朱公序》里提到，双屿港的海商频繁与东南亚国家交易象牙、犀牛角、玳瑁、伽楠、翡翠、明珠和椒桂等“可喜之物”，这些交易产生的暴利诱使越来越多的人冒险前来双屿港“掘金”。

双屿港上，日本海商和葡萄牙海商更是自得其乐：日本海商用白银与葡萄牙海商交换火器，葡萄牙海商用得到的白银再跟中国海商换取欧洲人最爱的丝绸。

除了常规贸易，双屿港的海商们还将主意打到了明廷禁运的战略物资——食盐。无论是供给该港，还是内外部销售，该物品在彼时都是紧俏商品。巡抚朱纨麾下的水师在一次截获双屿港运输船时，居然搜到了1100斤之多的私盐。当然，能够有这么大量的私盐运输，与彼时常住在双屿港上的海商王直脱不了干系。他是盐商出身，应是对此有一套独特的运作方式。

时间一长，海商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在双屿港上形成抱团势力后，又想到了收“买路钱”，即向进出运货的船舶给票抽银，这种搜刮手段称之为“报水”，抗倭名将俞大猷所著的《正气堂集》里就有记载：“船至报水，计货抽分”。

财富的快速积累，让海商们尝到了莫大的甜头，双屿港也自然而然成了他们的“天堂”。这里两座原本籍籍无名的普通海岛，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为当时亚洲最大最繁华的海上国际自由贸易市场，甚至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为“十六世纪的上海”。

灰飞烟灭的“一代名港”

明廷在双屿港存在的二十余年当中，迟迟没有勒令驱逐，也没有收税管辖，直到这个港口完全被违例海商和葡萄牙人控制。

有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在放任自流，笔者却不这么认为，明廷绝不可能对于“番外”海商这种侵害海防、荼毒沿海以及民间海商违例贸易的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符合他们之前在广东打击葡萄牙海商、撤销浙江市舶司中止中日贸易等行事作风。不过，话说回来，明廷面对这种形势时，确实有些踌躇不决，一方面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一方面由于海禁后的海上管控能力大幅降低。对决策层来说，必须要找到打击东南沿海地区盘根错节海上势力的准确切入点：其一要从“来路不正”的葡萄牙和倭国海商的重大违例行径着手，这样更为“师出有名”；其二要对民间海上贸易要找到机会，精准打击、擒贼先擒王，将头目揪出来，以期消弭余毒；其三要找到一位坚定决心打击的“领头羊”，顺带转移朝野上下的舆论压力。

朱纨自告奋勇成为这个“领头羊”，顶着巨大的非议和压力，持续出击，并在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集结战船数百艘，以摧枯拉朽之势剿敌无数，彻底荡平了双屿港。

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朱纨的雷霆手段只是消灭了民间海商的一个主要集聚点，还没等他再次出手，根据嘉靖年间的《浙江通志》记载，“诸奸豪通番贸易者”以“失利”为借口，逼得朱纨“解官去”。自此，东南沿海地区“多事矣”，直至十多年后，戚继光抗倭胜利，违例的民间海上贸易这才完全消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