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峰/文
舟山虽处海岛，但历代文献典籍浩繁。宋元明清，地方史志亦自成体系。自元代盛熙明编纂《补陀洛迦山传》以来，历经明、清、民国，普陀山也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山志体系。其中明代就有侯继高、屠隆等编辑的《补陀洛伽山志》，以及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
由于海上交通的便利，叠加战争等因素，流传于海外的舟山珍本古籍也有不少。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明万历《补陀洛伽山志》，就是一本珍稀的明代普陀山志，其中收录的普陀山地图尤为珍贵。这本山志与目前国内发现的《补陀洛伽山志》版本有诸多不同。馆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的《补陀洛伽山志》，刊印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但目前佚失了第一卷。而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补陀洛伽山志》，编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其内容相对完整，刻工也颇精湛，且对原版本进行了增删，书中有不少诗文为首次发现，是一本相对独立的普陀山志，或可定名为《重刻补陀洛伽山志》，值得舟山地方史志研究人员重视。
重刻《补陀洛伽山志》的渊源
关于重刻《补陀洛伽山志》的渊源，记述在书中的序言中。
这本日本内阁文库馆藏的明万历《补陀洛伽山志》，在书前序言部分，共收录五篇序文，其中三篇序文，即刘尚志、龙德孚、屠隆所撰的序文，分别在明周应宾《重修普陀山志》及清代山志中收录，说明该三篇序文应为明万历十七年《补陀洛伽山志》的原序文。另有两篇序言，则为明万历二十六年新纂，分别是徐大绅的《重刻补陀落伽山志小序》和王明嶅的《重梓补陀洛伽山志序》。两篇序言十分重要，为以后历代山志所未收入，具有珍稀性。同时，也说明这一本明万历二十六年山志的珍稀性，存世数量极少，阅读者也少，而少有转述引用。正是这两篇序文，讲述了重刻山志的渊源、谋事者等诸多内容。
1.《重刻补陀洛伽山志》的谋事者是晋江王明嶅
《重刻补陀落伽山志小序》的作者，是明代福建文人徐大绅，时任宁波府同知。徐大绅，字箎光，号翰明（一说字翰明，又字汉明），福建建宁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二十一年（1593年）授嘉兴府司理，因忤乡绅而迁宁波同知。在这篇序言文末，署名“万历戊戌冬，仰天峰居士徐大绅和南撰”，万历戊戌，即万历二十六年。仰天峰，位于福建建宁附近。
徐大绅在序言中说“同寅晋江王公夙种善因，遄登波岸，心钦圣灵，目契神异，赞叹不矣，继以采摭刊葺旧志，谋之劂剞，奇踪胜迹，纤缕不遗，漫制繁章，稍从删减，操之航海，何啻指南，挟以卧游，同于图绘”。
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反映《重刻补陀洛伽山志》的谋事者是“晋江王公”，即王明嶅。王明嶅，时任宁波通判。他来到普陀山，赞叹佛国风光，于是“采摭刊葺旧志，谋之劂剞”，这里的旧志，指的就是侯继高、屠隆编纂的《补陀洛伽山志》。王明嶅主持重刻的山志，并非一模一样重刻，而是“漫制繁章，稍从删减”，他是稍作了一些增减。其实从这本山志的文本内容看，和明万历十七年的版本相比，变化还是蛮大的，有一些增修、重修的味道。
主持重刻《补陀洛伽山志》的王明嶅，字懋艮，号衢源，福建晋江人。明万历七年举人，授当涂教谕。后“擢仙居令，清操自持”。后任宁波通判，“嶅忝佐明州，视事蛟川。”“戊戌秋八月既望，从蛟川航海而往，半日之间即到彼岸，仰瞻梵宇。”戊戌秋八月，即明万历二十六年八月，王明嶅有普陀山之游。
2.重刻山志的原因，是旧《补陀洛伽山志》“遗落失次”
作为重刻的谋划者，王明嶅自己也写了一篇《重梓补陀洛伽山志序》，关于重刻补陀洛伽山志的渊源，他是这样说的：“问志于僧，僧称旧无志，岁己丑都督侯公谋诸制部，屠公辑成一编，登诸剞劂，今已遗落失次。余喟然叹曰：如来正法，神妙圆通，洛伽圣地，奇峭悬绝，志其可缺哉！盖梓而藏之名山，与人间世共之，使获登是山者，有所印证，虽足迹不到者，得于披阅，益生其瞻望企崇之思，不亦善乎！乃与阃帅黎公弘敷，总帅詹公斌谋而刻之海潮寺。”
王明嶅重刻山志的原因，是他在普陀山“问志于僧”，发现先前侯继高、屠隆编纂的《补陀洛伽山志》，已经“遗落失次”，他觉得普陀圣地，名胜众多，岂能没有山志？他认为山志的价值所在，有两个方面。其一可以让游览者作为导游手册，也即徐大绅所说的“何啻指南”，其二可以通过阅读，让没有来过普陀山的人有朝山礼佛的念头。序文中所说的“遗落失次”，也反映明代万历十七年刻印的山志，印刷的数量其实也不多，在当时就已经存世很少。
3.王明嶅重刻山志的合作伙伴
王明嶅重刻山志，还有两位合作伙伴，即“阃帅黎公弘敷，总帅詹公斌”。阃帅，是对地方军事长官的称谓，黎公弘敷，即黎弘敷。据万历《钱塘县志》记载：“（万历）五年丁丑科张大德榜……右卫指挥佥事。”《重刻补陀洛伽山志》在“艺文”中收录黎弘敷的《普陀寺》诗歌四首，并介绍其身份“字从典，坐营把总，杭州人”。万历年间，宁波府定海县内，有一支为宁绍巡视海道直辖的陆兵，一般称为宁波陆营，设把总五员，其中一员为“坐营把总”，地位相对较高，故王明嶅称之“阃帅”。“总帅詹公斌”，则指的是把总詹斌，他也是侯继高的老部下。嵊泗枸杞岛上有摩崖石刻“山海奇观”，侯继高所书，石刻中标注“大明万历庚寅春，都督侯继高统率临观把总陈九思，听用守备宋大斌，游哨把总詹斌、陈梦斗等督汛于此”。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浙直总兵都督侯继高督汛至此，时詹斌担任游哨把总一职。万历八年至万历十八年，詹斌任职把总，多次转战于浪岗、东霍山洋面，追击倭寇，屡屡得胜。《重刻补陀洛伽山志》在“艺文”中，也收录詹斌的《补陀寺》《忆大智》两首诗篇，并介绍其身份“字心德，定海把总，杭州人”。
4.重刻山志的地点在海潮寺
王明嶅重刻山志，“谋而刻之海潮寺”，这里可能包含了几个信息。一是刻印的地点，在普陀山海潮寺。海潮寺为明代高僧大智创建，即今法雨寺。《重刻补陀洛伽山志》，刻印出来的书法墨迹，既清晰又娟秀，十分流畅，反映当时普陀山的刻书工艺水平。二是海潮寺参与刻印。《重刻补陀洛伽山志》一书，刻工精细，全书六卷，页面甚多，耗资不薄，海潮寺有可能也参与了资金的募集。作为刻印单位之一，当然在山志的内容上也有一定的话语权。《重刻补陀洛伽山志》收录数篇与海潮寺相关的艺文，而为明万历十七年《补陀洛伽山志》所未见文献，如《补陀海潮寺碑铭》《海潮寺开山大智禅师遗愿》等，这也使得这本山志具有独立性、珍罕性。
《重刻补陀洛伽山志》中收录的地图
日本内阁文库馆藏的《重刻补陀洛伽山志》，内容完整。而目前国内发现的侯继高、屠隆编纂的《补陀洛伽山志》，则缺失第一卷部分。因此，这本《重刻补陀洛伽山志》也可以说是弥补了国内《补陀洛伽山志》收藏版本的缺陷。
《重刻补陀洛伽山志》“卷之一”部分，书中有明确的作者信息“臣侯继高谨辑”，说明这一部分是侯继高编辑的，侯继高既是刊印《补陀洛伽山志》的发起者，也是这本山志的主要作者。侯继高（1533～1602年），字龙泉。祖籍南直隶盱眙（今江苏盱眙），后因官迁金山卫（今上海金山卫），遂为金山卫人。嘉靖二十七年袭祖职金山卫指挥同知，后历任吴淞把总、惠州参将、漳潮副总兵、狼山副总兵，浙江、广东总兵官。在任职期间，除了履行其巩固边防、防倭抗倭的职责之外，还写下了《全浙兵制考》《日本风土记》等著作。
《重刻补陀洛伽山志》“卷之一”部分主要包括《敕谕》《御制》《应制》等文献。其中，《敕谕》一通，是关于“皇帝敕谕普陀山宝陀禅寺住持及僧众人等”，说皇太后颁发藏经，要求僧众“庄严持诵，尊奉珍藏”等；《御制》序文二通，包括万历皇帝的《圣母印施佛藏经序》和皇太后的《御制新刊续入藏经序》。《应制》部分则包括明代官员申时行《圣母印施佛藏经赞并序》、侯继高《补陀落伽山宝陀寺钦奉圣母印施藏经记》等文章，向皇家表示谢恩。《敕谕》《御制》部分内容见之于周应宾的《重修普陀山志》，而《应制》部分的几篇文献，有的是其他山志所未收录的，也颇有文献研究价值。
《重刻补陀洛伽山志》“卷之一”部分，最珍贵的内容，当属原为侯继高编绘的地图。这是明代普陀山志中比较清晰的地图版本，四幅地图标注地名详实，对于研究明代普陀山周边地名、普陀山寺院建筑格局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1.四幅地图中有三幅原为侯继高所编绘
《重刻补陀洛伽山志》的四幅地图，包括《补陀落伽山总图》和《潮音洞图》《宝陀寺图》《海潮寺图》。其中前三幅地图，原来均为侯继高所编绘，应该收录于万历十七年刊印的《补陀洛伽山志》中，王明嶅在重刻山志时，根据宝陀寺、海潮寺的变化，做了相应的调整，部分图幅重新做了标绘。而《海潮寺图》则是王明嶅另行补绘的。
侯继高在《图序》中说：“熙明本传旧有一图，图既狭小，且指画形胜犹多所未备。余以防汛，屡涉海洋，凡所历岛岙礁屿，辄笔而记之，而于补陀则数涉矣。考之旧志，询之老宿，尤得其详，因挟画工就彼图之，庶无迷谬，至于佛子精庐，亦据今日香火之盛，绘次如左云。侯继高书。”元代学者盛熙明曾编《补陀洛伽山传》，书中曾收录了一幅普陀山地图，今已经佚失。但当年侯继高是看到过这幅地图，只是这幅地图篇幅比较小，图中的名胜标绘不多。侯继高因为海防巡弋的缘故，多年活动于普陀山周边海域，关键是他还是一个有心人，对于海域、岛礁以及海岛各个岙口，总是会用心笔录，并询问当地耆老，获得更翔实的地名信息。正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海上实践，又做足了记录的功课，积累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地名素材，因此再请画工根据其提供的草图来绘制，“庶无迷谬”。
《补陀落伽山总图》分东、西两部分，从绘图风格看，有所差异，分别是两个画工所绘。其中东部图，海岸线、山形图曲线比较粗黑，山间还绘有植被符号。而西部图则线条相对比较细平。总图的“西部”，应是侯继高的原图。而东部图，因为涉及海潮禅寺的规模，王明嶅重新请画工绘制。海潮禅寺，原名海潮庵，始建于万历八年（1580年），初为茅屋，到万历十七年侯继高、屠隆编辑山志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庵院。到万历二十二年才扩建为禅寺，增建殿宇，规模壮丽，因此万历二十六年王明嶅编辑、重刻山志时，新绘制《海潮寺图》，并将原《补陀落伽山总图》的东半部分做了调整，根据海潮寺变化重新绘图。从地图风格看，《海潮寺图》和《补陀落伽山总图》的东半部分，山形图曲线比较粗黑，分明是同一画工所绘，是王明嶅重新编排绘制的。
而《潮音洞》《宝陀寺图》和《补陀落伽山总图》的西半部分，这三幅图绘制风格一致，山形线条都比较细，应是根据万历十七年侯继高等刊印的山志原图绘刻的。
2.地名信息丰富的《补陀落伽山总图》
《补陀落伽山总图》，共标绘了66个地名，其中普陀山周边岛礁、海域地名10个，包括新螺礁、香炉花瓶（礁）、法舡礁、莲花洋、善财礁、箭港、白沙港、金钵盂（礁）等，反映了侯继高这位海防将领对舟山海域的熟悉程度。
《补陀落伽山总图》 所标绘的地名信息，直观反映了明代万历年间普陀山的自然风貌和交通、寺院建筑、历史文化遗存等。如，图中标绘了两处港航设施，一为短姑道头，另一为泊船道头。说明万历年间，普陀山已经有两处道头。短姑道头这个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古代普陀山地图中。而泊船道头，则标绘在“三官堂”附近，亦即今海岸禅院（白华庵附近）。明代三官堂，又名三元殿，明万历五年（1577年）僧明安创为候船处，清康熙年间改为海岸庵。“泊船道头”则印证了三官堂作为旧时香客候船处的接待功能。
3.单独成幅的《潮音洞图》
潮音洞是旧时普陀山最受香客尊崇的名胜之一，只因为观音瑞相的历史传说多次发生在那里。因此，侯继高特意绘制一幅独立的《潮音洞图》，标绘附近建筑、形胜及周边海域地名，共计十四个。其中的求现台、天窗、龙女洞、善才礁（即善财礁）、紫竹林、大士桥地名等皆与观音传说有关，这些老地名对于探究潮音洞历史文化遗址也颇有意义。
4.《宝陀寺图》和《海潮寺图》
这是两幅最早的普陀山寺院结构图。宝陀寺，即今普济寺。海潮寺，即今法雨寺。《宝陀寺图》中，宝陀寺的结构略显简单，但其四周的山峰、奇石则标注得十分详实。特别有意思的是，宝陀寺旁还加注一句话“万历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灾”，说明宝陀寺曾遭遇火灾，寺院被毁。而万历二十六年的这场火灾，是发生于万历十七年侯继高刊印山志之后，因此可以判断，这句话是王明嶅在重刻山志时加上去的。万历二十六年八月，王明嶅游普陀山的时候，宝陀寺还是好好的，但到这年冬天，重编山志，宝陀寺已毁于火灾。万历二十六年的这一场火灾甚至还惊动了明朝廷，后来万历皇帝和皇太后拨款重修寺院，补赐《大藏经》《华严经》若干。另一幅《海潮寺图》，图中建筑结构则颇为详明，五重建筑依次叠进，中轴线上的“海潮禅寺”山门、天王宝殿、圆通宝殿的匾额也是一清二楚。两侧还有斋楼、香积厨、龙象法堂、水陆楼、普陀云会、海会禅堂等设施，对于了解、研究古代普陀山寺院建筑功能布局颇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