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4年5月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在要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这一表述被正式确定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主线。此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2017年十九大写入党章，在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写入宪法。然而，在掀起中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热潮时，有一个现象却值得关注，那就是人们对社会共同体研究集大成者——腾尼斯的共同体思想，梳理、总结，并应用于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研究，少之又少。为此，本文将结合腾尼斯的相关研究，回溯共同体与社会关系的理论问题，再结合中国社会现实，思考我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应注意处理好的一些关系。

一、共同体的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分支成员性质理解

共同体概念事实上很早就出现了，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就关注过共同体现象。以共同体、城邦、协和、团结等词汇，指称静态的利益共同体或动态的群体结合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的公民们对他们的共同利益有共同认识，并选择同样的行为，以实现其共同的意见。在《理想国》里，他更是认为，“包含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将政治共同体与伦理领域最高的善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社会的目的和终极价值对待。

大多数社会共同体，都是人们有意识建立的，可以用费孝通“自觉”的共同体称之。这些共同体有一定的目标，有伦理性质的软性规则甚至法规性质的刚性规则，以维持共同体的凝聚，从而更好地实现共同体的目标。通过目标、规则和利益诉求差异性，这些共同体可以比较清晰地相互区别，划出彼此的界限。腾尼斯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讨论共同体如何通过契约，形成规则（他称之法道德、法、信念、习俗等），并追求着各自的目标，服务它的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形形色色的共同体，其中有许多共同体，因为高度凝聚、边界非常清晰、规则约束强劲有力、追求的目标明确具体，便演化为各类社会组织。

也有一些共同体本非真实存在，不是被人有意识建构起来的，很难说它有什么目标、规则和利益诉求，它的存在往往来自于他者的认定，属于费孝通所称“自在”的共同体。在特殊情况下，他者的认定，也可能促使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产生对共同体的认同，进而让其转变成与一般共同体一样，目标、规则和利益诉求清晰的共同体。在社会学中，文化族群基本上属于这类共同体，它们因为一些文化标签而被他者归为一类。但这种文化标签，不一定来自于族群自我认同和坚持，可能仅仅是因为地域性共同生活自然形成的特征。早在《山海经》里，就记载着各色不同人群的物质，如某个群体披发纹身，不火食；某个群体断发文身，不粒食，这是饮食上的差异性。或者某个群体身长体瘦，另一个群体身矮但壮实，这是身体特征。而之所以要描述这些特征，无非是突显这些人“非我族类”，是相对于记述者不同的人群。当然，到了孔子那里，讲“非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就不仅仅是要进行文化标签上的“非我族类”区分了，更上升到政治、安全、文明认同的程度。而当中原人群这样看待“非我族类”的时候，这些本无族属自我认同，没有族群意识的群体如狄、羌、夷、戎等，也便相应地产生了族属意识，从费孝通所说的“自在”的共同体，变成了“自觉”的共同体。

当我们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候，因为要铸牢其“意识”，显然这里说的是自觉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也即人们对他有认识，有强烈的中华民族成员身份意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从无自我意识的自在之物，到有自我意识的自觉主体，中华民族自觉的历程时间并不长。而由于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残酷统治，中原掌握政权的优势群体、阶级，在对待其他群体、阶层时，不能始终秉承公正姿态，在中华民族自觉的一百多年历史进程中，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自觉”进程并不一致，中华民族身份意识的内化程度也差异较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继续推进中华民族自觉历史进程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将国家政治认同，国民身份意识与传统中华文化认同等综合在一起，重塑国民精神的重大战略任务。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战略任务推进的过程中，主要要解决的，是一些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原因，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国民身份意识，中华文化内化程度不高的群体，存在的思想意识问题。通过多种方式，强化这些群体的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促进全体国民更高程度的融合。这些特殊的群体，既包括一些文化族群——在中国学术语境下往往称之为少数民族，其实也包括一些目标、利益、边界非常明确的社会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更具“自在”性的文化族群-少数民族并非威胁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凝聚的关键因素，更具影响力，因而更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是那些组织化的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性”，提高其动员能力，往往会将自己包装成特定文化族群的代言人。这种现象便让人们产生误解，似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要是针对一些少数民族群体。这种认知不但是错误的，而且非常有害，会助长那些打着少数民族旗号，将大多数本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形成并不断强化的少数民族，推到他们的阵营中去。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处理好多样性与一体化关系

从摩尔根到恩格斯再到腾尼斯，许多社会学家通过广泛的社会调查，深入的理论研究，逐渐厘清了社会共同体的类型，以及维持各类社会共同体存在的纽带。摩尔根基于对北美等地相对原始的印第安人部落的调查，展现了一幅古代社会人们从小规模血缘共同体，发展到国家、政治文明的轨迹。恩格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从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的基础性共同体，到阶级、国家演变的历史唯物主义运动规律。腾尼斯则更多着眼于共同体本身的社会学性质进行讨论和研究，将共同体的各种类型及其演进驱动力，做了梳理和讨论。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如何辩证看待共同体的多样性与社会一体化关系，有特殊理论价值。

人类社会的共同体，都源起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文明的拓展而扩大、裂变、重组，进而产生了许多新的类型。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之后，共同体现象更进一步复杂化，充满了层次性和多样性，且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成员、利益、资源等交织重叠，相互渗透。社会本身，是由千千万万的人，基于不同的原因、目标和行动，结合成的纷繁复杂的共同体，共同活动的时空场域。国家本身，也是这多样共同体中的一个类型。虽然人们对国家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至高之善的载体，已经具有较多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其他共同体之间，是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关系。良性的社会，应该是既有对普遍的、共同的价值，或者说至高之善的追求，但同时又尊重不同的群体乃至个体的自主性与差异性。

腾尼斯在这方面，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社会的本质和意志是由和睦、习俗和宗教组成的，在其生命的过程中，在有利的条件下，形成极为丰富多彩的方式和形式”。没有对普遍的、共同的价值，至高之善的追求 ，只有个体自主、自由的社会，势必陷入霍布斯所说的人与人相互战争的状态。腾尼斯既不希望多元共同体缺乏约束和共同价值、利益联结，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状态，一种所有的人都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的状态，他们有无限的自由可以相互消灭、随意利用、掠夺和奴役”。这肯定不是一个有道德，安全的，善的社会状态。所以，和洛克、卢梭等人一样，腾尼斯非常推崇人与人之间缔结条件、相互结合，组建成互相通过道德义务、法律规则约束的政治共同体——国家。但腾尼斯也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可能会被人绑架和利用，从一种保护社会的力量，变成专制统治的工具，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和文明体系，被消灭。腾尼斯与许多思想家一样，试图构建许多制约国家走向异化的机制，但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成果，并没有被详细地记载和传承下来。这个工作，后来不少思想家继续帮他完成了理论论证。

保持、尊重社会共同体的多样性，协调好不同层次共同体之间的价值、利益和行动，既有利于制约政治社会共同体——国家的异化，也有利于推动国家更好地发掘、维护更具普遍性、共同性的价值和秩序，追求至高之善。不受制约的国家，往往会走向极权和僵化，扼杀社会的活力，正如一些中国社会史研究学者，反思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国家权力极度膨胀，如何导致中国衰退时指出的，正是“极权制度与正统观念结合在一起造成有害的结果，窒息思想的自由发展”，让中国社会在近代以后，失去了发展的活力。马克斯·韦伯对现代国家追求效率，陷入工具理性漩涡，将人装进形式合理性的“铁笼”，迷失了价值和意义，也有许多的论述。一方面，他指出现代国家在工具理性指引下，通过科层官僚体系非人格化治理，确实治理效率大大提升，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在这样的国家中，“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发展壮大。”人在这样的国家-社会体系中会物化，否定性思维、批判性意识，甚至作为人应该有的个性都完全泯灭，成为“单向度的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要在维持社会普遍价值与共识的同时，让每个人成为自由思想和行动的，有着强烈创新意识和激情的人。而“富有创新的人大致具有以下的个性特征: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有极强的自主性、独立性和自觉性；有怀疑精神不迷信他人，不盲从，不雷同，好独辟蹊径；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直觉力；思维敏捷、灵活、流畅，好标新立异；有对事业和科学的献身精神；有克服困难的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有广博的知识，善于向他人学习等等。”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一种僵化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他一定是在各种思想、观念、价值不断碰撞激荡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创新的思维和激情。

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在追求国家的团结、凝聚，对共同文化、价值的认同和至高之善的追求的同时，也要注意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多样性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在引导包括文化族群——少数民族在内的各类社会共同体，增进四个认同的同时，要充分认为到这些共同体自身的价值、理念、文化和行为方式，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保护、弘扬和传承由不同社会共同体创造或承载的，高度多样性的文化价值，对保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创新活力，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成长过程中，永远不会僵化、迟钝、偏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能只着眼于处理好中华民族这个政治社会共同体，要进一步拓展视野，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对不同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差异性，要持欣赏、包容和尊重的态度，要以社会多样性、共同体多元性，防范过度一体化和趋同性造成的风险。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各类社会共同体激荡碰撞的基础上，超越单个共同体，又服务各类共同体的更高层次的共同体，它不是对各类共同体追求的善与价值的否定，而是在汲取各类社会共同体的善与价值基础上，形成的更高层次的善与价值。正如费孝通先生描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境内各类一般社会共同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在此基础上美美与共，进而达到天下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