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往事如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塔岭下曾打过两次伏击战，其中1948年1月，击毙国民党地方顽匪王雪瑜的战斗，可称得上舟山游击史上的经典之战。
2022年4月20日，笔者再次重游塔岭下这块红色土地，尤其是通过对当地目睹过这场战斗的老年人的走访，又有许多令人意外的收获。
我们在塔岭下秀竹庵公交站下车，往北行走大约150米，就来到了一块白色大理石材质的舟山市革命遗址纪念碑“塔岭战斗遗址”前，石碑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金色的大字熠熠生辉。在纪念碑的左侧，鼎梁尖山峰南，隔着一个小山包，有一个山岙花岭湾。整个山岙成口袋型，座西朝东，今天要说的塔岭伏击战就发生在这个小山岙里。
1947年下半年，中共华中海上工委决定，将镇海收编的抗日反蒋的徐小玉部队，编入浙东第四自卫纵队，并由徐小玉同志担任纵队长。同年10月纵队更名为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简称“舟支”）。1948年后，这支队伍又与多支反蒋武装合并，更名为东海游击总队，以游击战的形式打击敌人。
1947年5月“舟支”所部梁阿岳分队，在沈家门马峙门港，遭国民党定海东区自卫队围杀，43人无一生还。痛失手足，让“舟支”忍无可忍，义愤填膺。1948年1月9日一天，“舟支”在塘头冷水坑宿营时获得情报，得知王雪瑜要到刚建立不久的螺门警察队巡查，布置剿灭我游击队的消息。获此消息，令游击队战士们兴奋不已。毒蛇终于出洞了，这是为死去的战友报仇雪恨的难得机会。担任这次伏击战的指挥员就是舟山群岛游击支队的支队长徐小玉。顽匪王雪瑜，定海县保警三中队中队长，兼沈家门军警联防主任，是定海反动武装中的一支主力，全部美式装备，他盘踞在沈家门俨然像一个土皇帝，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是残害人民的东海三只恶狼之一。
俗话说，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技巧。渔民出身的指挥员徐司令，生在展茅，长在塘头，在1946～1947年期间，长时间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认为塔岭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徐小玉熟读兵书足智多谋，认为打仗靠的是“天时地理人和”。这里有绝好的地理优势，选择塔岭下花岭湾打伏击有三大好处，首先，花岭湾是从塔岭下来三个“之”字形弯道的最后一个弯道，呈口袋型，隐蔽性好；其次，撤离方便，翻过花岭湾岗隔壁就是赵家岙村；最后，塔岭距离沈家门二十华里，距离螺门十华里，距离定海更远，战斗打响后敌人接应困难。
所谓人和优势，这里的敌伪组织相对薄弱，并且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老百姓痛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倾向游击队。塔岭下是一块红色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带是定海东区警察大队（共产党领导）积极开展抗日活动的地方，这里还出过革命烈士吴由台、吴瑞成和把四个子女往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抗日母亲吴杏娥；1940年东区警察大队还曾在这里打过一次伏击战，成功地歼灭汉奸林章财。1948年1月9日晚上，王雪瑜等人到达螺门后便召集当地的保警队和乡保长开会，布置工作，准备连夜赶回沈家门去。王的部下劝说，“中队长晚上还是不要走为妙，好歹明天白天再走。”这天晚上王雪瑜便这样留下来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舟支”30余名战士在徐小玉、江之铭、何育芳（他们三人分别是“舟支”的司令、副司令和直属中队中队副）等的率领下，静悄悄地埋伏在塔岭花岭弯山脚两侧树丛中。江之铭、何育芳等10余人守北侧；徐小玉带警卫班配一挺机枪守西侧；梅耐青、芦瑞元等守正面。何育芳进入阵地后，布置战士们埋伏起来。他们在路中间挖了个洞，洞里伏着3个战士，准备在敌人到来时，跃出洞口，用冲锋枪和手榴弹正面进攻，其他的战士伏在树丛里和石头背后。并派出一个岗哨，以落伞为号。等了一个上午，时近中午十一时半，敌人才翻过了山岭而来，等待已久的游击队，听到指挥员一声令下，倾刻之间几十支机步枪一齐开火，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打得敌人鬼哭狼嚎，一个一个地被打死，看着匪徒们纷纷倒地，最后剩下匪首王雪瑜，知道大势已去，乖乖举枪喊着投降，还没有等他叫第二声，就被战士们的复仇子弹击毙。
等定海螺门军警赶来，游击队已高歌离去，消失在莽莽的山林之中。这次战斗击毙匪首王雪瑜和他的五名卫兵，还缴获木壳枪六支，美式汤姆逊短枪6支和6辆自行车等战利品，极大地震慑了舟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舟山革命史册增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游击队有4名战士负伤，其中一名腹部中弹不治身亡。这位牺牲的战士年仅26岁，名叫张友全（1922～1948年），展茅张家村人，自幼父母双亡，与兄弟相依为命，成年后以做木匠为生。1946年底，为抗拒国民党抓壮丁，参加了徐小玉领导的锄奸大队。1947年6月，参加浙东第四自卫纵队，他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表现勇敢。
塔岭伏击战，是一场载入舟山史册的真实战斗故事，后被写入小说《东海游击总队》一书。作者王博平系东海游击总队政治部主任，对于战斗信息，大部份人是从这本书获得，我们这些老年人，在青少年时几乎都读过，和许多以革命为题材写的小说一样，影响过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离村只有几十米，埋伏时间长达4～5个小时之多，在老百姓眼里几乎没有隐蔽可言。战斗的硝烟早已散去，但是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战斗，在百姓脑海仿佛如同昨天，还是那样的新鲜，那样的震撼，如今讲起来还是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我们走访三个人，他们之中两个是亲眼目睹的，一个听他奶奶讲的，个中的细节，没有虚构，没有旁白，完全是最为真实的一面，这些战斗轶事实在难得，值得与大家分享。
故事讲述人吴由华， 92岁，曾担任过塔岭下大队笫一生产队队长。“当年我18岁，家无田地，家里经济靠给人家做雇工维持，生活非常困难。这天我挑担去大展卖柴，近中午时回家，上塔岭时刚好与保警中队的人同行，一过山岗他们就骑上自行车飞快地下岭，我走小路下岭，才过塔岭墩庙一点点，就听到下面的一声枪响，我就慌忙躲到路边的茅草丛看究竟，因为从上看到下，看得很清楚。一听到枪响，只见六个人迅速弃车，一齐跳入路边，以地坎作为掩体开枪还击，接着看到三问头方向（花岭湾对面），距离大概60～70米远的一个坟头上，埋伏的游击队机枪响了，正好打到他们的背面，东西两面夹击，王雪瑜和卫兵纷纷中弹，那天游击队足有三四十人，分东西两边埋伏，还发起过冲锋。将近傍晚赶来很多国民党海军警察等，大概有近百人，游击队早已离开，他们只好抬着死尸回沈家门。”
故事讲述人吴昌年，81岁，一子一女，都在城里工作，一个人休闲在家，很是健谈。“那年我7岁，早已是记事年龄。这天屋旁地边走过三个带着枪的陌生人，个子很高，出于好奇心，小孩子不怕天高地厚地跟了出去，他们见到我后就叫我回家，不要出来，我就躲到草蓬后面去了……我们村的吴松盛，他们家在花岭湾有一块地，早上去地里干农活，还没有走到地旁，就被游击队劝回……战斗结束后我们小孩子还到田边路上拾子弹壳、手榴弹柄……”
讲述人吴以善， 79岁，塔岭下老年协会会长。“我奶奶，名字张满姐，当年五十多岁。这天大清早，和往常一样早早起来，烧火做饭。人刚走到园子，突然就看到对面山上有走动的人影，这么早到自家的柴山上干什么，怀疑有人在偷柴，就到山上看究竟，还没有走近柴山，有个游击队领导模样的人快速地走了过来，叫他不要过来，‘阿婆这里有危险，我们在这里要打坏人。’并对她讲：‘回去后千万不要向别人讲。’平时游击队经常在我们村进出，奶奶虽然年纪已大，但好人坏人分得清，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回来后的几个小时始终憋在心里，守口如瓶，只字未吐，战斗结束后总算舒了一囗气。以上是我多次听到奶奶讲的。我父亲当年28岁，他曾讲当时三问头前的一座坟头上架有一支机枪，与花岭湾形成夹角之势，战斗打响后，这挺机枪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使敌人两面受到攻击无法藏身。”
以前听赵家村的郭姓老人讲（具体名字记不清楚，现已故）：“战斗结束后游击队翻越花岭湾撤退，经过隔壁的赵家岙村，其中讲到一名中弹负伤的游击队战士，说是在收缴战礼品时被还没有死透的卫兵打中腹部的，抬到赵家岙一户农民家里进行施救，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躺在门板上始终血流不止，用银番饼压也止不住，后来连夜被抬走。”这名战士就是前面讲到过的张友全。
70余年的风雨兼程，塔岭下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站在高处瞭望塔岭下村，塔岭已是容颜大变，找不出过去曾经熟悉样子。塔岭经过多次降坡，道路平且直，路的两旁还种了景观树，已成为高等级公路。昔日的大家想象中的花岭湾“口袋”，不再荒无人烟，蛇虫出没。现在许多村民在这里建起了别墅，房屋排列整齐，错落有致，成为村民们宜居的自然村落。
时间已到正午，这次有意义的寻访就要结束了，我们驻足纪念碑前，这是一块凝聚了革命先辈鲜血甚至生命的纪念碑，这是一块永不褪色的丰碑，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它永远是一块激励家乡人民，沿着先辈开劈的革命道路奋勇前进的丰碑，向先辈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