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树的栽种技术在唐宋时期更为成熟，种植范围也持续扩大，柿子也成为了各地平民都能接触到的水果。《唐书》还曾按照大小与形状为当时的柿子分过类：“柿有数种，有如牛心者，有如鸡卵者，又有如鹿心者”。宋代学者谢维新在其所著作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将分类补充得更为详实：“大者如碟，八棱稍扁；其次如拳；小或如鸡子、鸭子、牛心、鹿心之状。一种小而如拆二钱者，谓之猴枣。皆以核少者为佳”。此外，宋代官员苏颂在著作《本草图经》中记录过不同产地、不同色泽的柿子名称：“柿南北皆有之，其种也多，红柿所在皆有；黄柿生汴洛诸州；朱柿出华山，如红柿而圆小，皮薄可爱，味更甘珍。稗柿，色青，可生啖。”北宋晚期的官员马永卿曾描述在关陕地区看到村落间“柿树连数里”，可见柿子树栽种的普及。

唐代的小说家段成式对柿子树长期观察之后，夸赞这种果木有“七绝”：即“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其中所提到的柿叶宽大，加之霜降节气后，落叶绵软如纸，成就了一段“柿叶临书”的佳话：唐代书法家郑虔喜欢山水绘画与书法写字，却因家境贫寒，经常苦于买不起纸张，听说慈恩寺存放了数屋柿叶，便经常去取来练习。时间一久，随着柿叶消耗殆尽，他的书画技艺得到了很大提升。唐玄宗赞其题诗的书画为“郑虔三绝”。

“柿叶临书”被后世的文人墨客乐此不疲地效仿和提及，以此为雅趣。例如北宋的音乐家刘诜曾感叹“柿叶大如扇，满地无人题”。词人苏轼曾经以芦苇为笔管，“苇管书柿叶”。南宋的诗人杨万里盛赞柿饼美味的同时，也要提一提：“红叶曾题字，乌椑昔擅场”。元末明初诗人高启也以此为典故，描绘过当下的悠然生活：“客去诗题柿叶，僧来供煮藤花”。

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们还着眼于绯红的柿叶，留下了“柿叶翻红霜景秋，碧天如水倚红楼”“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柿叶满庭红颗秋，薰炉沉水度春篝”“过雨柽枝润，迎霜柿叶殷”等生动词句。

美味的柿子更是这些老饕们的“心头好”。南宋诗人陆游望着“墙头累累柿子黄”，心里想着早点采摘收获。同为诗人的舒岳祥也看着“数株红柿压疏篱”的丰收景象，艳羡不已。比他们幸运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有幸摘来咬一口”，赞许甜蜜多汁的柿子“明年今日味犹甘”。宋代词人张仲殊甚至觉得柿子不属于人间美味：“味过华林芳蒂，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裹团酥。不比人间甘露。神鼎十分火枣，龙盘三寸红珠。清含冰蜜洗云腴。只恐身轻飞去。”

唐代官员韩愈曾在宴席上用柿子招待秀才们，以示郑重：“柿红蒲（葡）萄紫，肴果相扶檠。芳荼出蜀门，好酒浓且清”。其后的五代十国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里的宴席长案上也摆放着四颗红彤彤的柿子，可见这种水果在当时会客中的地位颇高。

随着柿子树的“遍地开花”，由于其单株果实产量高，且果肉丰润多汁。唐宋时期之后演化为一种“木本粮食”，被人们当做灾荒时期的充饥作物。明代史料笔记《宾退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幼时家境贫寒，口粮匮乏时看到柿子树，“红熟异常”，便摘取果腹。后来在征战时再次遇到这棵救了性命的柿子树，便下马解袍，披挂在树上，封该树为“凌霜侯”。此史料是否真实，已无从查证。不过，相传直到上世纪的灾荒时年，依旧有农民专门在家中囤积柿子作为救命粮。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为了追求更好吃以及更多口味的柿子，不断研发新品种。到了明清时期，柿子的品种已经近百。明代嘉靖年间方志《定海县志》就记载了我们舟山地区当时已悠钵盂柿、一点红、重蒂红、胭脂柿、匾绿柿、方柿等品种。如今，各地的柿子品种更是数以千计，大致可以划分为六类：即圆柿、扁柿、方柿、八棱柿、牛心柿、磨盘柿。我省主产的柿子品种有杭州的西溪火柿以及方柿、衢州的东坪红柿、金华的永康方山柿和兰溪大红柿、温州的永嘉红柿、台州的玉环长柿和天台山红朱柿等。

而我们普陀的展茅干施岙、芦花村以及南岙村等处均有散种多种圆柿、扁柿和牛心柿。普陀的人们一般都把圆扁、短方统称为“柿子”，把长卵形的统称为“点红”。这其中的“柿子”大多是金钵柿（即钵盂柿）、铜盆柿等品种。而“点红”可能就是宁波、绍兴等浙东地区称为“吊红”“吊柿”的一种柿子，根据其外形来判断应属于牛心柿一类。

在清代，包括我们普陀在内的舟山地区，已有人选取一种品种为“油柿”的柿子，将其未成熟的果实“捣碎浸汁”，沉淀后得到柿漆。这种柿漆有着不易变色、防雨耐水的效果，常用于涂染“罾（一种方形渔网）、扇诸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