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随着水田精耕细整、育秧移栽等稻作模式的调整，稻谷品种的优选与应用，加之耕作农具的改进，稻谷的产量显著提高，终于取代粟成为了第一主粮作物。栽稻技术的革新和运输能力的提升，更是让唐代出现了诗人口中“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的盛世景象。

宋代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禾谱》，记录了50余种水稻的名称、特征、来源以及播种、插秧、收割的时间和栽培技术、管理方法。包括南宋宝庆年间《四明志》在内的各地志书均记录了水稻的地方品种。而二熟制和三熟制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推行，经由明清时期的稳固推行延续至今。

宋代之前，我国只有“粳”“糯”两大类的稻谷。北宋宋真宗赵恒在位时，因其了解到占城国（今越南中南部）盛产一种优质水稻，于是向该国进口了“二十石”（约为1520公斤）的稻种。这些稻种引入了后被播撒到了全国各地。该事例可以看得出当时宋廷自上而下对于稻作的重视。

“占城稻”是一种早籼稻，这是籼这类稻谷首次引入我国。这种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短的稻谷使得但是稻谷的总产量一下子翻番。从古画《清明上河图》中看到满载稻米自南向北运输的船只拥挤在河面这一情形，或许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富足。值得一提的是，之后的宋神宗时期，为了增加宋廷的财政收入，曾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提出的“青苗法”也是建立在稳定稻米价格的基础上。

自元到清的三个朝代，通过京杭大运河将稻米从南向北运输成为了常态，也造就了明代末期的著作《天工开物》所描述的当时粮食供应当中，稻米占到了七成，而麦类和粟、黍仅占到三成。

与宋真宗相仿，清代的康熙皇帝也曾向暹罗国（今泰国）按照“年运三十万石”的数量进口稻米。这些“暹罗米”单价还不足当时国内平均米价的一半，加之清廷给予优厚的贩运优惠政策，一时之间，“暹罗米”颇受追捧，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填补了国内稻米供需缺口。

明清以来，大量海外农作物传入我国，其中包括了玉米、番薯以及马铃薯等这些如今习以为常的作物，其栽种范围甚广、数量甚巨，却依旧没有威胁到稻谷作为“国民第一粮食作物”的地位，可见稻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