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山（1917-1946），原名周中奎，乳名安澍，浙江普陀人。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军法处负责人，中共苏中二、三地委组织部长，苏中区党委委员、社会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中共华中工委社会部副部长兼公安处长等职。1940年夏郭村保卫战前夕，作为新四军代表之一，赴泰州与国民党李明扬、李长江部谈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11月在江苏省高邮县反击国民党军队进犯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抗日救亡中成长
1917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初五），周山出生在浙江省定海县观碶头村（现属普陀区东港街道），有兄妹五人，他为老大。父亲周祖祺是一位乡村私塾教师，懂中医，除在家里开私塾外，平时也给乡人诊治疾病。周家还有田地20多亩，雇工或出租耕种。因家境较富裕，周山和弟妹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三四岁学写字、背古诗，7岁进家乡延武小学，13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定海中学（原名定海公学，1933年改为舟山中学）。
定海中学由定海籍旅沪实业家刘鸿生出资创办。周山在定海中学就读期间，学习勤奋，生活俭朴，尊敬师长。他关心国内外大事，常向从上海来的进步教师请教。在钟悌之等老师的启发教育下，周山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愤慨，初步有了革命思想的萌芽。
1932年，周山初中毕业，因品学兼优，由学校推荐到刘鸿生在上海合股开设的开滦煤矿售品处经营部当练习生，月薪30银元，这在当时算很幸运了。但周山并没有因自己获得优厚待遇的职业而陶醉，更未被上海这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所诱惑。他目睹黄浦江上外国兵舰横行，租界里洋人称霸，日寇铁蹄践踏祖国山河，心中充满悲愤，为中华民族的出路而忧虑。与其先后到上海当职员的还有乐时鸣、忻元锡、胡世奎、陈啸奋等同乡同学。他们志趣相投，工作之余，常常阅读《世界知识》《读书生活》《新生》等进步刊物和茅盾、巴金等人作品。1935年1月，他们几个人自费创办了《微明》文艺月刊。周山积极为刊物撰稿，先后在《微明》上发表《雪夜》《归宿》《牧童》《盐潮》等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斗争，鞭挞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同年秋，周山、乐时鸣等结识中共党员叶进明，他们由爱好文学转向关心议论国事，针砭时弊。时局的影响，与中共地下党员的交往，使周山的视野不断开阔，逐步明白了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国民党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苦难的人民，决定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他经常主动地接近叶进明，求教革命道理，并多次向其提出要求参加共产党。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各届爱国民众奋起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实行抗日。周山以满腔热情，投入到运动中去。12月24日清晨，他和乐时鸣、胡世奎、杨志华一起参加南京路抗日集会游行，走在队伍最前面。当人群中高喊：“到北火车站去，支援去南京请愿抗日的学生！”他们四人就带着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南京路走到西藏路，不顾警察的阻拦，一直冲进北火车站，有力地声援了爱国学生的举动。1936年初，周山参加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上海职业界救国会（该组织由中共党员在其中起领导骨干作用），并成为各种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5月9日，是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他和乐时鸣、胡世奎、乐群等六人，在参加新闸路集会游行后遭国民党便衣特务逮捕。面对警察、特务审讯，周山他们无所畏惧，拒不屈服，最后在“特别留置室”被囚禁了三天三夜，经刘鸿生保释才出狱。经过此次考验，周山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出狱不久，便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继续参加“逼蒋抗日”示威游行。六七月间，他和乐时鸣、胡世奎一起担任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中区干事会的干事，负责从跑马厅（今上海人民公园）至外滩以南京路为中心的这一片救国会会员的组织领导工作。他们分工联络一条线或几个点，白天工作，晚上分头去参加会员小组的活动，组织大家学习、讨论时事政治。同年秋，在中共地下党员叶进明、余继良指导下，他又和忻元锡、洪德生等人组织了煤业界职工救国会，并担任中区理事。他们经常在夜晚出入麦根路叉袋角（紧挨今苏州河）一带煤栈职工宿舍，以办图书馆、读书会等方式，发动煤业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八·一三”上海事变后，为支援前线作战，上海煤业界的爱国工商业者、青年工人和店员、学生组成了煤业救护队，周山任其中一个排的排长，并成为全队最活跃、最积极的领导骨干之一。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队员去战场救护伤员，送慰问品，分发传单，不知疲倦地在前线一直工作了3个月。上海沦陷后，随着战场的转移，周山随煤业救护队的100多名队员，从昆山撤退到安徽屯溪附近的谭家桥。由于救护队流动频繁，生活艰苦，队员们的思想产生了混乱。这时，副队长企图拉拢一些人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关键时刻，周山挺身而出，团结一批进步骨干，旗帜鲜明地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周山在救护队内部争取了多数队员，加上叶进明、杨志华、忻元锡、冯民全等一批爱国青年前来支援，使进步力量占了绝对优势，在改选了救护队领导后，抗日救亡活动重又顺利展开。新四军在南昌成立办事处后，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开始向皖南集中，急需运输工具，叶进明、周山等以煤业救护队的合法身份，和队员们一起，夜以继日地用卡车从南昌、温州等地，为新四军运送弹药、被服、药品和人员。叶进明后来曾回忆：“经过这些斗争，周中奎（周山）比以前更精干、更老练了，他当时虽还不是党员，但却像党员一样……”
1938年春，周山随煤业救护队的近百名队员至皖南岩寺集中，后集体正式编入新四军。同年5月，周山由叶进明、余继良介绍加入了他向往已久的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满怀抗日救国激情的进步青年，经过几年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终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泰州谈判建功勋
1938年夏，周山参加新四军军部教导队第一期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军政治部组织部调查统计科（即后来的锄奸科、保卫科）当干事。当时，新四军组建不久，军部人简事繁，条件十分艰苦。但他总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努力工作，深入到各支队和苏南敌后进行调查和巡视，多次出色地完成锄奸、保卫任务，受到了军部嘉奖。1939年秋，周山受新四军军部派遣，将电台密码秘密送往江北挺进纵队。他先从军部来到江南一支队，然后由一支队派三人负责护送他过江。他们一行四人，经过七天昼伏夜行，终于把密码安全地送到苏北江都县吴家桥挺进纵队驻地，使纵队与军部建立了直接电讯联系。此后，周山就留在挺进纵队工作，后任挺进纵队军法处负责人。
1940年5月，新四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为粉碎日伪军“扫荡”，奉命跳到江都北面、离泰州不远的郭村休整。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挑唆、怂恿驻泰州及附近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部向新四军进攻，企图组成苏北反共大联合。原来表示“中立”的“两李”，调动了13个团共一万多兵力，步步进逼，妄图在郭村一举围歼挺进纵队，形势十分危急。正在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电示挺进纵队，要争取“两李”这股中间势力，尽力避免冲突，和平解决郭村问题。挺进纵队领导根据陈毅指示，一面作紧急应战的准备，一面决定派代表前去泰州与“两李”进行谈判，力争避免兵戎相见，达到孤立韩德勤、以共同抗日的目的。本来决定派中共苏北特委负责人惠浴宇和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前往，不巧惠浴宇正患严重眼病无法成行，最后纵队领导临时改派周山随陈同生去。在双方已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作为新四军的代表深入虎穴前去谈判，确实需要有单刀赴会的大勇大智才能胜任，周山当即毫不犹豫地欣然受命前往。
6月26日，周山以秘书身份随陈同生，携带陈毅署名信件，在两名警卫员的陪同下，策马直奔泰州。送别时，叶飞等纵队领导再三叮咛：现在不是我们要打，而是对方打到我们门边，你们到泰州去谈判，就是要让苏北人民了解我们内求团结，一致抗日的诚意。能多争取几天时间，对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有利。陈同生、周山向领导表示：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坚决不辱使命，平安回来。
入泰州城后，陈同生、周山等按预定计划到“两李”代表颜秀五（系李明扬部第二纵队司令）家里。在与颜交谈中，李部城防司令陈才福带着七八个彪形大汉突然闯了进来，气势汹汹地将陈、周团团围住，扬言要缴他们的枪。陈同生、周山两人毫无惧色，镇定自若，从容以对。颜秀五见此喝住了陈才福，然后陪陈同生、周山去见“两李”。由于李明扬借口去兴化“开会”故意回避，遂与李长江会面。李长江在韩德勤的怂恿和部属的鼓噪下，依仗其部人马众多，已铁心要对抗新四军。谈判中，陈同生、周山力陈团结抗日主张，劝对方停止围攻新四军，一致合作抗日，免中日、顽的奸计。可是李长江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指责新四军不服从统一指挥，游而不击，专搞摩擦，甚至扬言要挺进纵队“在三天内退出郭村”“我们第四天要进入郭村！”
面对李长江猖狂嚣张的威胁恫吓，陈同生、周山针锋相对，严词驳斥他对新四军的攻击和诬蔑，并警告其切勿做亲痛仇快、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等不得人心的事。李长江理缺词穷，谈判最后不欢而散，陈同生、周山等新四军人员被李部软禁在泰州城三官殿。随后，李长江撕下脸面派兵从南面进攻挺进纵队，郭村战斗打响。由于我军事先获得内线传递的情报，及时进行了战斗动员、兵力部署和加强工事，粉碎了敌人的突袭。
6月29日，郭村战斗已激烈进行了一天，李部连吃败仗，被歼灭两个团兵力。恼羞成怒的李长江将周山等四人扣作人质，改而关押在其总指挥部一间空屋。软禁期间，一些“两李”部下前来看望，陈同生、周山晓以大义，表明新四军不希望打内战，只有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军，中国才有前途，深深打动他们的心。
7月初，挺进纵队在援军及各方面配合下，击溃了李长江部的猖狂围攻，消灭了他手下五个团的大部，取得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接着，我军乘胜打下塘头，陈兵泰州城郊面粉厂，直逼泰州。在兵临城下、泰州唾手可得的态势下，为了表明我军坚持团结抗日的诚意，陈毅司令员命令部队停止进攻，撤回塘头，并传话给“两李”，重申新四军“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主张。这时，避在兴化的李明扬闻讯，急忙赶回泰州收拾残局。他一面将责任全部推到李长江身上，一面立即请出被扣押的陈同生、周山等，摆宴道歉，后又派其副参谋长许少顿带慰问品，护送陈、周返回挺进纵队。
泰州谈判和郭村保卫战，是一场政治与军事、公开与秘密、争取中间势力与孤立顽固势力相结合的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为此后新四军东进和黄桥决战，消灭顽固派韩德勤势力，建立苏中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前后10多天的谈判斗争中，周山忠实、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积极贯彻领导指示和意图，并以自己的机智勇敢，出色地协助陈同生出使泰州，胜利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尽力争取中间势力”、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展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斗争风范。后来文艺工作者将他们这段传奇式的经历，创作成话剧和电影《东进序曲》，久映不衰，脍炙人口。
越是艰险越向前
1940年10月黄桥战役结束后，为了巩固苏中抗日根据地，部队准备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参加地方政权建设。 1941 年，周山由新四军一旅政治部锄奸科长，调任中共苏中区三地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处长，并兼任机关直属营参谋长。同年秋，又改任地委组织部长。作为组织部长，周山以极端负责的精神，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十分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考察、培养和使用干部，为各县、区选拔和输送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在三地委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工作踏实，作风民主，平等待人，这些优秀品德给地方各级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当他调离时，有好几个县的干部联名向上级反映，要求周山继续留在三地委工作。
在三地委期间，周山还参与领导了泰（兴）黄（桥）路南地区的反“清乡” 斗争。1942年夏，日伪军对这一地区进行所谓“实验清乡”，实行惨无人道的“铁壁合围”“篦梳扫荡”。在斗争最严峻的时刻，周山受地委委派，率领几个短枪队员深入路南地区检查、帮助工作。他听取汇报后，传达了地委关于反“清乡”斗争的指示，要求县、区、乡的干部和党员坚定胜利信念，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伪斗争和游击活动。当时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周山和当地武工队、游击队挖路毁桥，破坏敌人交通，惩除汉奸，打击日伪军。他们白天隐蔽，晚上活动，常常露宿在高粱地里，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好几个地方，饭也顾不上吃。但他仍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事后曾回忆这段战斗生活：“我们与部队排成作战队形，露天宿在洒满月光的高粱地里，真有说不出的妙趣……”这一年，他同一旅卫生部的女干部高敏相识结了婚。
1943年初春，周山调任苏中二地委（原为一地委，辖江都、高邮、宝应等县）组织部长，成为地委书记韦一平的得力助手。每当地委开会部署、总结工作，他总是主动承担繁重的任务，有时忙得一连六七个晚上睡不好觉。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使他的肺病复发。他还患有严重的脚气病，发作时痛得连路都不能走，他就拄着拐棍或乘坐小船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足迹遍布各县的广大农村。同年六七月间，周山带领地委工作队，到宝应县夏集区柳堡乡搞新乡制试点。工作队长和队员都很年轻，缺乏群众工作经验，周山就让他们多参加各项实践。在周山和工作队的帮助下，柳堡乡广泛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通过民主选举，建立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为主体的、联合各阶层爱国人士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试点结束后，因为这里群众发动得好，觉悟提高得快，发展的党员多，培养的干部多，参军的人也多，柳堡乡从此出了名。这年秋末，苏中地区推广了柳堡乡“三三制”政权试点经验，对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起了示范作用。
1944年10月，周山被调任中共苏中区任党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苏中行政公署公安局（处）长。时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广泛动员部队、群众向敌伪据点发起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苏中区党委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周山为委员之一，参与领导了苏中地方党的战争动员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华中军区建立，统一领导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广大解放区，并相应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领导机关设于淮阴）。周山担任华中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后为加强淮阴、淮安地区安全、保卫工作的领导，又兼任两淮市公安局长。
反蒋自卫洒热血
1946年秋，国民党军队向苏北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主力奉命北撤山东，尔后成立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党政军民工作，开展敌后斗争。这时，周山又担任华中工委社会部副部长兼公安处长。10月初，苏中二地委的高邮、宝应等县城相继失守。自卫战争开始后，华中工委领导人陈丕显、姬鹏飞考虑到周山肺病未愈，身体虚弱，决定他去局势相对比较安全的苏中一地委边休养、边工作。但周山坚决要求到苏中斗争最艰险的二地委去帮助工作。
最后，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当时，他爱人高敏正患严重的关节炎，走路都很困难，身边还带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很需要他留下来照顾。在这种情况下，周山觉得难以启口，只是猛抽香烟。高敏看出他心里有话要讲，经再三追问，他才说自己要到前方去，而且不是一个短时期就能回来的。高敏支持他的决定。离别那天，空中细雨飘洒，北风凛冽，寒意阵阵，高敏抱着女儿与周山边走边谈，送了一程又一程。高敏后来深情地回忆：“周山办事情、做工作都成熟稳重，待人非常热情诚恳，开诚布公。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对家属要求也严格。他机智勇敢，往往在最困难最艰险的情况下，会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工作。”
到了二地委，地委负责人惠浴宇考虑周山身体有病尚未恢复，几次建议他留在机关帮助工作，暂缓进入敌占区，可是周山坚持要到高邮地区第一线参加敌后斗争。11月22日，中共高邮县委在临（泽）北的郑家垛召开了有200多人参加的县区干部大会。会上，周山传达了上级关于开展敌后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指示，介绍了其他地区坚持敌后斗争的经验，使到会干部精神大振。会后，周山亲自率领100多名干部、战士，通过临（泽）界（首）公路，向临南地区穿插。23日晚，周山和高邮县县长杨天华带着县政府机关干部及警卫连一个排战士，于午夜后至龙华寺附近的周家垛宿营，并封锁了附近的交通，布置了警戒岗哨。
11月24日清晨，周山布置大家写标语、传单，草拟《告父老同胞书》《告还乡团书》《告保甲长人员书》，并分别派干部到附近了解公粮情况和王营据点的敌情。午后，周山等在周家垛召开群众座谈会，了解情况，安抚民心，鼓舞斗志。下午三时左右，警卫连报告说王营据点里有几十名敌自卫队员下乡抢粮，并已迫近周家垛。周山等人经过临时商议，决定打一个伏击战，消灭这股送上门的敌人再立即转移。不料，枪声惊动了正在附近活动的国民党黄伯韬部第二十五师，该师副师长杜聚政摸清情况后，发现是新四军与自卫队员交火，即兵分几路包抄过来。突变的敌情，使周山他们四面受敌。危急之下，周山赶紧部署分路突围，由于敌军火力猛烈，突围中大部分干部、战士被冲散，有的牺牲，有的负伤，有的被俘，最后只有三十余人突围出来。周山、杨天华和一个通讯班长三人，在突围中因不熟悉地形，竟走错了路，被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而两边的大量追敌已经逼近。敌情不容考虑，他们只有泅水过河才能脱险。周山这时已经筋疲力尽，但他抱着宁死也不做俘虏的决心，毅然跳入河中泅渡。由于他身体虚弱，水性又不好，最后光荣牺牲。
得知周山牺牲的噩耗，他的领导和战友们无不悲痛万分。惠浴宇（建国后曾任江苏省省长）在1947年写的《悼念周山同志》中说：“周山同志在工作上不甘于人后，在艰难时勇往直前，在危急时奋不顾身，组织观念强，为人民解放事业勇于献身是他主要的、突出的表现。”这些评价，周山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诞生以后，高邮人民将烈士忠骨移至城内烈士陵园，并把高邮县界首区改名“周山区”（现改为周山镇）。为了纪念他，镇里先后建造了周山烈士纪念碑、周山烈士纪念室，命名了“中奎路”（烈士原名），叶飞、姬鹏飞等国家领导人分别题了词。周山烈士长眠在异乡土地上已70多年了，但他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普陀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