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赶赴伦敦之前，我们特地去了一趟舟山。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吴似真。她让我们看到了“里斯本丸”号事件延续至今的连接。

作为民间纪念活动组织者，吴似真至今和莫利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基本每月都要联系一次。”吴似真说，从日常问候到分享孩子成长照片，再到互赠礼物，两家的关系日益密切。

得知我们要去伦敦，吴似真托我们带上了她专门给莫利的玄孙女露娜准备的3岁生日礼物——一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簪，和一幅PS合成的合照。合照的左边，是露娜，右边则是吴似真的儿子方正。两个孩子都穿着红色汉服，很是喜庆。吴似真说，露娜身上的那件汉服，正是去年他们送给露娜的礼物。

当吴似真将礼物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历史和现实界限的消弭。这样的消弭，也同样出现在《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纪录片中——《里斯本丸沉没》及其记录的历史事件，仍在影响着当下的人们。

它在记录历史，也在推动历史。

2019年10月20日，“里斯本丸”号英军战俘后人来到了东极镇。他们中有的已白发苍苍，有的需轮椅代步，但是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东部的海岛，来到先人长眠的海域。

年过八旬的雪莉·班布里奇满头白发，随身带着一个保存完好的黑发娃娃。这是她孩童时期父亲从香港寄给她的礼物，这也是她对父亲唯一的记忆。雪莉说，父亲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们推测他在战争中死在了中国东海”。

这场纪念活动，正是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主创团队组织的。方励说：“在交流中，他们表达出强烈的意愿，想要来到舟山，来到‘里斯本丸’号沉没的地方进行悼念。”

它在纪念精神，也在传递精神。

“里斯本丸”号代表的是中英友谊，而其背后所展现的，是中国人的善良和大爱。

轮船的船头冲天昂起，一会儿便沉入海中。船上的物品在沉船处扩散，落水者呼喊挣扎……危急时刻，目睹沉船的东极青浜岛等3个小岛的渔民迅速实施营救。据统计，3个岛上的198位渔民参与救助，直至当天午夜，先后出动渔船46艘，来回65次，共从海上救起英军官兵384人。据记载，那时岛上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渔民们常年三餐不继、半饥半饱。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把自己家里能吃的、能穿的都拿了出来，有人还拿出了珍藏的鸡蛋和鱼干。

东经122°45′55″，北纬30°13′47″，这个位于浙江东极海域的救援点已然成为一座精神地标，荡漾开来的，是一直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珍贵记忆，还有珍爱和平的共同愿望。

从2017年开始，每年10月初，相隔万里的舟山和伦敦都会举办“里斯本丸”号纪念活动以寄托哀思，并纪念舟山渔民的壮举。在舟山，人们将白色花瓣撒向大海。在伦敦，人们为故去老兵献上红色花环。“里斯本丸”号在中英两国人民心中激荡出的回响，是对侵略者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战火中人性光辉的深切致意，更揭示了深刻的道理，面向未来，人类理应同舟共济。

它在控诉战争，更在呼唤和平。

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但是通过《里斯本丸沉没》，我们看到了他们身上无法释怀的痛。有的人睡觉从不关门，因为害怕被锁起来的感觉；有的人不敢让儿女靠近海边。这些英军战俘家庭对于逝者纪念的方式是不过圣诞节，因为1941年的圣诞节是香港英军的投降日，那是一个魔咒般的起始——他们即将登上“里斯本丸”号这艘死亡之船。

威廉·麦考密克（William McCormick）尽管从沉船的鬼门关里逃生，却一生都活在战时的阴影里。他的女儿希拉·斯通（Sheila Stone）回忆说，小时候常听到父亲做噩梦尖叫。去世前两周，父亲已神志不清。有一天，他忽然激烈地反抗，大喊：“我是个自由人！你们谁也不能碰我！”希拉不希望父亲的经历在任何人身上重复，她严肃而动情地说：“停下，在另一场战争开始之前。”

随着影片的放映，观众席中传来声声啜泣。渐渐地，有人低头，有人抹泪，有人放声大哭不能自已。

“他们永远不会老去，徒留我们日渐衰老；他们永远不为耄耋所难，永远不为残年所累；在每一个日落日出的时刻，我们永远铭记他们。”伴随着片尾曲的响起，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久久地回响在放映厅中。有人激动地大喊：“感谢你们！”方励和主创团队抱头痛哭。这个“东方敦刻尔克”的故事，不仅是对生命的纪念，更是对和平的呼唤。

“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方励说。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群人成了迷。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有一群人，将这段历史铭记。还有一群人，让这段情谊延续。

（来源：潮新闻 执笔：陆遥 孙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