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到惊诧的是，土豆这种遍及乡村田野的作物，更是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根茎类蔬菜，却并非我国原产。追溯其起源，土豆的始祖居然生长在远隔万里的南美洲土地上，引进我国的历史也只有短短的四百余年时间，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

土豆的野生种群曾分布在南美洲的秘鲁以及中美洲、墨西哥中部地区。大约7000年前，印第安部落在迁徙过程中，寻找食物时候发现了可食用的土豆块茎。野生土豆块茎的口感并不好，于是，印第安人运用土豆无性繁殖的特性，通过一系列的栽培改良，选育出了新品种。

16世纪，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土豆被船队从南美洲带到了世界的各处，当然其中也包括了船员们在欧洲的家乡。起初，欧洲的人们看上的是土豆植株上的淡紫色花朵，并不是其可食用的块茎。土豆花甚至被爱美的贵族用来装饰自己的纽扣和帽檐。

至于土豆的块茎，欧洲的人们认为其外表丑陋，又因其来自于“野蛮”的南美洲印第安部落，误食发芽的土豆还容易中毒，所以曾一度将其视为“魔鬼”的化身，迟迟不敢将其端上餐桌。

18世纪的一名法国军医被强迫食用土豆块茎后，才发现了个中美味，并开始了有针对性的长期研究。在其努力下，巴黎医学院于1772年宣布了食用土豆的价值。自此，法国开始扩大了土豆的种植规模。也就是这种在法国人眼里又小又丑的植物块茎，帮助他们度过了发生在1785年的严重饥荒。

大航海时代也将土豆带到了我国。据史料推测，土豆引种到我国的时间也在16世纪（即明代晚期），其通过东南海路、西北、南路等几条贸易运输路径传入我国内陆。我们浙江地区及东南沿海的土豆主要是由南洋印尼（荷属爪哇）引种而来，所以土豆也被称为爪哇薯或者洋芋。

明代万历年间的官员蒋一葵撰写的《长安客话》证实了当时京津地区已在食用土豆：“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这里记载的土豆主要通过南洋贸易或是东南地区的朝贡，顺着大运河进入京津地区，作为当时上流社会独享美食。

正因为土豆的美味，其在京津地区的田野里很快占有了“一席之地”。明代万历年间的太监刘若愚编撰的《酌中志》记载了当时宫廷的百余种山珍海味中，土豆和山药均产自当地。而种植这些作物的正是上林苑“嘉蔬署”（即专门为皇室种菜的机构）。

清代取消了皇室自给自足的种菜供应体系，原本专供贵族的土豆种群也开始“飞入百姓家”。其学名“马铃薯”第一次出现在了康熙年间的福建松溪县地方志《松溪县志》，源于其外形酷似马铃铛。同治时期的湖北房县地方志《房县志》描述土豆的外形为：“形似白薯而圆，大者如拳，小者如鸡蛋、如枣栗。”

清代本草学家吴其濬在其所著的植物学古籍《植物名实图考》中通过图文形式准确描绘了土豆的根茎叶“绿茎青叶，叶大小、疏密、长圆形状不一，根多白须，下结圆实，压其茎则根实繁如番薯”“花紫筒五角，间以青纹，中擎红的，绿蕊一缕，亦复楚楚”。

结合乾隆和同治两个时期编修的《房县志》，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深居山谷的人们因为山势地形、土壤环境等因素难以种出水稻，不得不以土豆为口粮，度过干旱无收的时节。

这种以土豆为主粮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在明清之前，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主要是水稻、黍、稷、麦、菽、粟等。直到明代中期，粮食构成依旧以水稻和小麦为主。然而，随着人口数量的骤增，为了解决粮食供需不平衡的局面，喜欢气候湿暖的番薯、能在高处耐旱的玉米和耐高处苦寒的土豆被先后引入，通过改良，“遍地开花”。

道光年间的《宁陕厅志》提到这种不知道怎么来的“洋芋”土豆，种得到处都是，而山里的农户几乎全靠其充饥度日，“专以洋芋为粮，粒米不得入口”。明清至民国时期，在赣南和湖北襄阳等山区，这种情况更是普遍，当地的人们常年以土豆和玉米为主食，反倒是很少吃稻米，“或终岁不米炊，习以为常”。《植物名实图考》认为土豆是“疗饥救荒，贫民之储”。

在我们舟山，民国时期的《定海县志》也提到农户以土豆为主要粮食的现象：“马铃薯年中可栽二次，近渐广种，皆运输外埠者，本薯为补充粮食之大宗，寻常山户多以薯丝作饭。”

《定海县志》还记载从那时开始，舟山地区的人们就将土豆俗称为“红毛番薯”。当然了，这种叫法也是有由来的：其中“番薯”两字是因为早前的人们分辨不清“甘薯（即番薯）”和土豆，认为两者为同种。在民国时期的《定海县志》里也直接将两者归类在了一起。而“红毛”主要指的是英国人，康熙年间的《定海县志》记载有定海知县缪燧撰写的《番舶贸易增课始末》：“红毛即英圭黎国，在身毒国西。其人有黑白二种，白贵黑贱，皆高准，碧眼发黄红色，中士呼为红毛。”当然，“红毛”也泛指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人。翻阅史料，我们可以发现16世纪到18世纪，“红毛”所指的这些外邦商人确实在我国东南沿海频繁进行贸易，因此“红毛番薯”这个称法比“洋芋”更为准确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