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登步黄金瓜，还是桃花小白瓜或者是朱家尖的西瓜，这些我们普陀人耳熟能详的瓜类，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就是甜瓜。

在我们国家悠久的农耕历史当中，瓜类一直同时兼有果、蔬两种食用价值。而甜瓜又是最早被人们作为果品的瓜类。距今4000多年前的湖州钱山漾遗址就出土过甜瓜种子，其后的余姚田螺山遗址、桐乡姚家山遗址、平湖庄桥坟遗址、余杭卞家山遗址和湖州塔地遗址等河姆渡以及良渚文化遗址都先后出土过不少甜瓜种子，充分证明了浙江地区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食用甜瓜并初步掌握了栽种方法。

作为十大水果之一，甜瓜在全球都有分布。据考证，如今我们所能吃到的葫芦科下各个属的甜瓜鼻祖基本都来自于中亚以及新疆地区。公元3到4世纪，新疆地区就已盛产甜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研究人员在当地的晋代、南北朝、唐代的墓葬里先后发掘出半个干缩的甜瓜、甜瓜种子壳和甜瓜皮。干燥的地下环境良好地保存了这些数千年前的果肉，而且其内藏的种子居然与现在栽种种子几乎一模一样。

甜瓜在历史长河中留存至今的实物为数不多，但在典籍当中倒是身影频现。例如《诗经》里“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说的就是古人按照月份食用甜瓜等时令果蔬，而“绵绵瓜瓞”这个承载美好祝愿的词语也出自于这部诗歌合集，这是人们第一次将“瓜”作为借喻的载体。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甜瓜的记载都略显语焉不详。直到汉代，随着当时社会的逐渐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甜瓜种植才开始逐渐普及。

作为近年来经常被各媒体提及的汉代墓葬，发掘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马王堆墓葬和2011年的海昏侯刘贺墓，都有甜瓜的踪迹。前一个墓葬内发掘出来的西汉女尸“辛追夫人”生前就热衷于食用甜瓜。研究人员在实体解剖时发现其胃部还残留着甜瓜瓜籽。与“辛追夫人”相比，海昏侯刘贺在喜食甜瓜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其墓室的粮库中残存着这种瓜类，体内也遗留有数量不少的甜瓜瓜籽。

两汉的贵族都热衷食用甜瓜，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宋代纪实小说《太平广记》曾记载东汉时期的汉明帝因为妃子阳贵人梦到美味的甜瓜，因此特地派遣使臣去西域各国寻找。最后得到了敦煌郡献上的“穹隆”（即甜瓜）。

两汉时期盛产甜瓜的不只是敦煌郡，《汉书》记载了位于河西走廊的“古瓜州”也盛产“美瓜”，晋代郭义恭所著的《广志》更是佐证了这一点：“瓜之所出，以辽东、庐江、敦煌之种为美。瓜州之瓜大如斛。”当时的瓜能有如此之大，足够令人惊讶。对照同时期的一些记载，可以从产地和大小大致推断古瓜州的“美瓜”可能是甜瓜当中最负盛名的“鄯善瓜”，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哈密瓜”。哈密瓜也确实是甜瓜当中的知名代表之一。

正是从汉代开始，原产于西域地区的甜瓜逐渐被引入中原地区。西汉初年的文学家贾谊在《新书》里提到诸侯国之一的梁国大夫宋就在梁楚两国交界处的亭子边种植了大量甜瓜，勤奋浇灌，因此瓜又大又甜。史学家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记载秦代的东陵侯邵平，在汉代建立后被贬为平民，自此一心在长安城东边种甜瓜，还种出了五种颜色的瓜。因为其瓜色味上乘，一时间风头无两，被人们称为“东陵瓜”。后世的魏晋名士阮籍还专门为这种瓜赋诗一首：“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依据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当中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甜瓜经过改良育种，已有乌瓜、鱼瓜、狸头瓜、蜜筒瓜、女臂瓜、龙蹄瓜、羊髓瓜、缣瓜等诸多品种，其中令人惊诧的是：“青登瓜大如三斗魁。有桂枝瓜，长二尺余”。

不过受限于运输条件、储藏方式和种植产地、面积，当时的甜瓜主要供给于王公贵胄，就连“种瓜东井上，冉冉自踰垣。与君新为婚，瓜葛相结连”这样朴实的诗句都出自于曹魏皇帝曹睿。

而在唐代文人雅士的诗作里常出现庭院种瓜的情形，说明当时甜瓜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方干在《题悬溜岩隐者居》一诗里写道：“蒲葵细织团圆扇，薤叶平铺合遝花。却用水荷苞绿李，兼将寒井浸甘瓜”，这种用冰凉井水保存甜瓜的方式，一直流传至今。

国人全面栽种甜瓜始于宋代，文天祥的诗句里也提到过甜瓜：“懒从原上访桃花，又不青门去种瓜。传得神仙蝉蜕法，君如觅我问烟霞”。随着甜瓜的身影频现人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惊喜发现除了果肉可以食用外，原来甜瓜的瓜籽可以炒着磕，其瓜蒂居然也可以入药。宋代苏颂等人在编撰《图经本草》时专门为此记录道：“瓜有青白二种，入药当用青瓜蒂，七月采，阴干。方书所用，多入吹鼻及吐膈散中。茎齐主鼻中息肉。”

作为本草学的巅峰之作《本草纲目》对甜瓜的药用价值也是不吝笔墨，李时珍认为“甜瓜之味甜于诸瓜，故独得甘甜之称”，瓜子仁具有消除口臭、治疗腰腿疼痛以及肠痈的效用。瓜蒂更是能够达到医治风热牙痛、便秘、疟疾寒热、身面浮肿等等十余种症状。不止于此，明代兰茂《滇南本草》一样有类似记载：“甜瓜，一名香瓜。味甘，性平。治风湿麻木，四肢疼痛。”可以这么说，甜瓜在医学家们的眼里算得上是全身皆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