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沈家门举行了一个大型的节庆活动，纪念沈家门开港600周年。开港之说，是因为在明朝官书上有一个记载：永乐七年（1409），建沈家门水寨。但水寨不是渔港，这应该是没有异义的。要说那一年是开港的话，也只能认为是军港。至于沈家门成为渔港，可能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我们今天读到的刘慈孚诗“海山叠叠衬红霞，茅屋村村绕白沙。趁市船归潮有信，落帆风好水生花。”所描绘的沈家门，也已经是19世纪后期了。　

沈家门在民间记载中的历史当然要长远得多。北宋宣和年间一个叫徐兢的官员写了一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说：二十五日，出浮稀头、白峰、窄额门、石师颜，而后至沈家门。这大概是目前为止看到的最早出现沈家门的文字了。书中还说：沈家门为“四山环拥，对开两门，其势连亘”之地，有“渔人樵客丛居数十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徐兢如此谈论沈家门地名的来历，想来他是问过当地的渔人樵客的了，只是不知他是否问过那大姓沈姓人家是如何到了此地的，也许问了，也许没问。因为没在书中记载，那群最早发现沈家门的人也就错过了一次历史地再现他们开拓这块土地历程的机会。据今人考证，那群人与东晋时期的孙恩起义有关。是或者不是，还是有那么点扑朔迷离的。不过，在北宋宣和年间，沈家门可以泊舟，并且已经有人居住，以捕鱼和樵木为生，则是很清楚的事实了。　　

自徐兢笔下出现沈家门之后，沈家门就频频出现在历史典籍之中了。先是《宝庆四明山志》说，绍兴十八年（1148）史越王（即史浩）以余姚尉摄昌国盐监，三月望，偕鄱阳程休甫由沈家门泛舟风帆去普陀山，随后《大德昌国州图志》又云沈家门渡。到了永乐七年建沈家门水寨之后，凡说抗倭，几乎必言沈家门。无论俞大猷《正气堂集》，还是侯继高《全浙兵制》，抑或胡宗宪《筹海图编》等，皆如此。沈家门在整个明朝抗倭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是显而易见的。沈家门海域也曾经发生过数次抗击倭寇的战斗，据说如今坐落在沈家门泗湾的马鸣隍庙就是当年百姓为牺牲在沈家门的闽籍哨官马鸣而建的。

但如果说沈家门只是一个兵戎之地也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无论宋代徐兢等官员前往韩国公办还是史浩等人去往普陀山朝山，沈家门都是作为渡口而存在的，虽然那时候并没有渡口这样明确的说法。但是出海要经过沈家门，这个已经成了共识。沈家门在那时就已经成为了“大海之门”。还有不容忽视的是，在明朝，沈家门一度还是一个友好的礼遇“外宾”的接待处。这些“外宾”都是什么人呢？主要是东南亚一带从海路来明朝做生意或者学习的各国官员、商人、僧人等。明朝还在朱元璋做皇帝的时候就在普陀山设立了宝陀巡检司这样一个军事机构，后来宝陀巡检司移迁到沈家门，更多地，是承担起市舶司的职责。这市舶司呢，是一个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类似现在的海关。永乐皇帝曾下旨要市舶司凡外国来朝贡的使臣都要给予“宴劳”，宝陀巡检司就有这个职责。景泰年间，日本来明朝进行勘合贸易的允澎使团到达普陀山的时候，沈家门宝陀巡检司的官员就派了100多条彩船、50多条画船敲锣打鼓地来欢迎他们，给他们送水送酒送吃的，其热情，使饱受海浪颠簸的日本人都激动得要涕泗横流了啊。后来他们还很郑重地把这事记入了史册。

我们现在讲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沈家门可是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哦。但明代正常的贸易几乎都是以官方为主导的，因此从民间角度来讲沈家门的发展，那还是要在清代康熙皇帝下旨展海之后了。

康熙四十八年(1709)，定海重新置县不久，时任定海知县的缪燧就发银在沈家门筑东横塘和西横塘，后又筑墩头塘、小茶湾塘、大茶湾塘、荷叶湾塘等，使沈家门岸线相连，挡海潮于塘外，陆地由此大增。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所看到的沈家门，基本上就是那个时候的地理风貌。又经百余年之后，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福建钓船、浙江鄞县大对船等各类渔船都以沈家门为停泊之地，于是海物错杂，贩客麇至。沈家门渔港从此彻底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