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余姚河姆渡一处距今7000年前的新时期遗址，发掘出6支用整块木板制成的木桨和一具夹炭黑的独木舟模型，与《史记》所载的黄帝时代属于同个时代，更是与《易系辞下》中“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记载互为印证，说明史前的浙东地区已经有先民掌握了建造和驾驶独木舟的技术。

而包括我们舟山群岛在内的我国东海沿海及岭南地区越族系先民所创造的百越文化，自古就有“水行而山处，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说法。1975年，我们舟山群岛的十字路、唐家墩、孙家山等地发现了河姆渡第二层类型的文化遗存，据专家研究距今已有5500余年，是岛内发现最早的人类聚居遗址。我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个论断：当时的先民可以使用独木舟长距离航行，并且颇有规模地从内陆划船迁移到这里生活。

自夏代到周代早期，海上船舶更新迭代的速度并不快。直到春秋时期，吴、楚以及处于东南沿海的越国（包括如今的舟山群岛）崛起后，造船能力和质量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例如东汉赵晔撰写的《吴越春秋》记载，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68年），越国武装迁都琅琊，“发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从会稽郡出发，航海北上山东。能够建造这么庞大的船队，说明当时越国的造船实力已然首屈一指。

依据现代考古发掘成果表明，春秋时期，我国沿海地区的造船工艺已能适应航行分工的需求，并且有了船型分类。比如有供国君乘坐的“艅艎”，民间交通使用的“舲”以及“须虑”，还有专门为水军建造的戈船和冒突、楼船、桥船、大翼、中翼、小翼等等专用船舶。令人惊叹的是，大、中、小翼船的长宽比几乎与现代军舰相近。这些战船上设置的桨桡手占到船载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在作战的速度能够快速冲锋，进退自如。这么早就拥有了快速攻击型舰艇，不得不夸赞当时人们理念之先进。

也正是在这个群雄割据的时代，强盛的船舶业发展让古人掌握了潮汐、海流规律，更进一步提升了他们远航的能力，这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会稽郡（涵盖如今的舟山群岛）在秦汉两朝都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又盛产蚕丝和丝绸，物阜民丰，因此后来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其中一站。三国时期已有吴国派人出海寻找夷洲（今台湾岛）和亶洲（今日本国）的记录，当时他们听会稽郡的人说亶洲人偶尔来到会稽郡贸易，或是会稽郡有人被海风直接吹到了亶洲，更加激发了他们出海的兴趣，然而当时航行能力还有限，所以船舶只到达了夷洲，没有成功找到亶洲所在。

两汉时期的水军舰船种类丰富，除了下濑、横海、露栈等，最为知名就是楼船。这时期的楼船能够达到三层到十层，能够达到夸张的数十丈高度，插上旗帜，外观甚为宏伟。楼船上的舱房建筑各层都有专属名称，比如第二层叫作“庐”、第三层叫作“飞庐”、第四层叫作“爵室”，再搭配上“雕刻丹镂，青盖绛襜”。这种船舶主要的作用是彰显威仪，增强船队气势，从心理层面震慑对方，并且能够居高临下地打击敌方设在水道中的坚固壁垒“斗楼”。三国时期的吴国（涵盖如今的舟山群岛）所造的战船数量多到“望之如山”，船队的实力更是被誉为“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的程度。而楼船这种东方巨舰影响了后世造船理念达到上千年，直到明代末年才逐渐停止建造。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义军据舟山群岛起义时，已经能够建造“起四层，高十余丈”的八槽舰以及飞云船、苍隼船、金舡、飞鸟舡等各式战船。其中卢循发明的八槽舰里设置了“八个船舱”的作法优点颇多：增设船舱为船体增加了很多支撑点，提高了强度。如果其中一个船舱发生漏水后不会影响到其他船舱，又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正式诞生了“水密隔舱壁”技术。这项技术直到1000多年后才逐渐被欧洲人效仿，推动了他们大航海的发展。甚至于如今的造船厂还在沿用这种技术。此外，这种巧妙的设计还为船体提供了坚固的横向结构，使桅杆可以和船体还有舱壁紧密相连，更是为后来船只采用多桅多帆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自此开始，无论船体分舱的形式如何变化，都一直沿用这种借分舱抗沉和加固横向强度的设计理念

同时期的船舶，还出现了首尾加甲板“前出艄”和“后出艄”，横梁两头伸出舷外纵向铺设模板，加大了船体平面尺度，减轻航行摇晃，强化稳定性。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仍然可以在我们的渡轮甚至于国产航空母舰上看到类似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