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耿

宋代家谱兴起

“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中华家族宗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族谱之功在于溯清渊源，世代沿袭，根脉有继，传承血脉于万代。编修家谱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今往来，自古就重视寻根认祖，血脉传承，这也是世人饮水思源、缅怀先祖、崇尚孝行的重要表现。据历史考证：宋朝初期，历经唐末五代战乱,大部分家谱在战乱中散失，没有了家谱，家族世系脉络只能心记口传，时间一长，家族世系传承必然混乱不清，家族与政治的关系、甚至连近亲关系都渐行渐远；岁月悠久，历史弥新，而宗谱中的宋韵文化足以流芳百世。孔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宗谱里的宋韵文化最显著特征是永远铭记先贤爱乡、爱国的家国情怀，宗谱可以发挥凝聚家族团结的作用，这也是当时统治者所需要的。北宋以前都是官修，自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开始，政局稳定以后，统治者认为家谱对于“敦教化，促人伦”具有崇尚文明道德的重要教育意义和时代文化价值。其最显著的特征是让先贤爱国、爱乡精神得到代代传承，尤其可以达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发挥家族的凝聚力，团结成员的爱国、爱乡和对家族的社会教化作用。为了巩固其统治，朝廷开始重视宗谱，就大力提倡民间修谱，宋代印刷业的兴起又促进了家谱的传播。从此，打破了历史上由官修家谱转向民修。很多名人也开始修谱，尤以才华横溢的大文学家欧阳洵、苏洵等为代表的修谱，对于民间的修谱影响极大，宗谱里的宋韵文化，满满的家国情怀，成为宋韵文化的重要内容，具有明显的时代和社会特征，提高了宗谱的传播，促进了民间编写族谱的的鼎盛和普及。2015年，笔者在原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书记张永祥先生的书橱中，发现一册由宁波市政协文史委主编的《宁波小港李氏族谱》，经核对，虾峙大岙的李氏家族系在清康熙舟山“开禁”后，先祖李仰山携眷到虾峙大岙定居，为原居住在宁波小港的李氏第四分支（含蚂蚁岛李姓），与现虾峙大岙李氏族裔不论是辈分（行弟）、世系传承脉络都具有直接的血缘关系，这就为编写《虾峙大岙李氏族谱》提供了权威的信史和历史根据，由此在笔者帮助下，开始对这册族谱的编写，族人也齐心助力，第33代族裔、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省市劳动模范李科平偕兄长李贤平，乡贤李汝波兄弟等立即慷慨解囊，李汝能四处奔波，逐户调查，经过近半年的努力，《虾峙镇大岙李氏族谱》终于问世，在虾峙镇引起很大反响。小港李氏后裔光谱熠熠生辉李佾率众义抗金兵李佾（十四世祖李信之子）。李佾、任戬、董之邵系南宋建炎年间奉化抗金三义士。李佾，字子列李氏后裔，泉口（今萧王庙镇）人。才智卓越，慷慨好义，注重名节，为四方义士所推崇，与任戬、董之邵相交甚深。1130年（宋建炎四年）农历正月，金兵攻陷明州（今宁波市），守将张俊、知州刘洪道不战而走，修职郎蒋安义降。金兵大肆屠杀焚掠，紧逼奉化。李佾义愤填膺，奋然而起，高呼：“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人乎！”遂与任戬、董之邵聚合义兵1184人，在泉口三次击退金兵，奉化得以保全。兵定后，佾出资万缗犒赏义兵，而己辞不称功。事后，有司上报彼等功绩，朝廷赐修武郎，三人笑而不受。佾56岁疾终，乡人莫不哀叹。朝廷追赐修武郎。筚路蓝缕 乾坤初定据1936年重订的《镇海港口李氏支谱》记载，小港李氏的先祖是唐朝右散骑常侍、节度淮西军事、光州刺史李杞。他因避朱温之难，由东都迁居福建。宋初，李杞长孙李直清从福建迁居到奉化，居住在同山旁，小港李氏最早来到明州的就是这位一世祖。他的曾孙李珂，再迁至奉化江口；传到第十四世祖李信之，则举家搬往镇海崇邱新堰头，择地建屋就此入籍；如此过了6代，后裔又陆续迁到镇海小港，在小浃口（俗称港口）聚族而居，繁衍生息。到李弼安（房号乾房）与李也亭（房号坤房）兄弟这一辈，已经是李氏家族在宁波的第27代了，此即乾、坤两房之由来。此地南环岭、北临水，照例该是地灵人杰之处，但这一支却毫无发达的迹象。父亲李锡勋（名敬明）英年早逝，一家人全靠母亲起早贪黑地织纴来勉强糊口。那一年，李也亭9岁，他生于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农历十月初十，从小头脑灵活，勤奋能干，实在不愿这样苟延残喘下去，于是在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15岁的李也亭毅然决然地辞别寡母、老哥，独自一人前往上海闯荡谋生。当时寓居黄浦江畔的宁波人，为数已经不少，四明公所成立也有20年了，但大多均为生活贫寒的学徒工匠、负贩帮佣。因此，李也亭虽有乡亲介绍，也只能在上海南市南码头的“曹德大”糟坊当个小学徒。糟坊兼卖热酒。南码头为沙船停泊之所，李也亭的工作之一，就是在海风较大船不出航之际，到沙船上去给水手们送酒。船工们个个都是好酒量，李也亭机敏活络，很快就和船工们打成一片，生意不错。沙船是一种大型航海木帆船，一船可载货百余吨。它平底高桅，巨橹广舱，方头方梢，具有吃水浅平、航行轻捷的性能特点，在洋轮未来之前，是中国海运的主力。李也亭的头脑异常活络。由于经常到沙船上送酒，耳濡目染，对于沙船贸易的行情了解得一清二楚，意识到这是一条发财的捷径。尽管大海茫茫，不但会碰到险风恶浪，还有遭遇凶残海盗之虞；不但会倾家荡产，更有可能性命难保，宁波有句民谚：“只要铜钿多，哪怕落油锅”。所以，19岁的李也亭断然辞去糟坊工作，投身于日益兴旺的沙船业，到旁人视为畏途的险恶境地艰苦创业，破浪前进。当时，船主为提高船员的工作热情，将那规定的二成舱位，让出一部分供船员附带货物，其贩卖收入归带货者所有。而进货好孬及销路畅堵，则全凭个人眼光了。李也亭天生一副精明头脑和与生俱有的商人眼光，故所带货物往往特别赚钱。数载奔波，果然获利丰厚，由此淘得了第一桶金。于是他再度出手，决定用积累下来的这笔钱买一条沙船。那时沿江造船商很多，只要付一半定银，保你三个月船就下水。正是这一决定和这条船起步，使李家后来成为上海滩闻名遐迩的工商巨子，风流百余载。李也亭由水手变成了船主后，不像一般的船东那样做甩手掌柜，把船和货物交给船老大去管理。而是依然如故，风口浪尖，趟趟随行。他押运沙船往来南北，将南方的木材、药材、粮米、糖棉、杂货贩运于北方，又将北方的大豆、豆油、豆饼、花生、高粱酒等转卖于南方，利润常高达三四倍。鸦片战争后，朝廷财政支绌，于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在上海设海运总局，再度试行沙船海运漕粮。而时任天津漕运局总办的张友堂也是宁波人，对乡亲自然格外照应。于是李也亭抓住这一难得机遇，乘势直上，在几年工夫里，固定资产从一条沙船发展到10余艘沙船，并相继创立了久大沙船号。随着业务的急剧发展扩大，在上海靠岸装卸货物的问题也日显严重，难免受制于人，甚至影响到运输业务的正常运营。于是，他又融资买进十六铺上游处的一块滩地，辟为久大码头，从而形成自己拥有的“一条龙”航运体系。此时的李也亭已是腰缠万贯，年贸易额以百万两白银计。精明过人的李也亭，遂又走出人生历程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决定涉足金融业。他用经营沙船的利润，与同乡赵朴斋合伙投资开设了“慎余”“崇余”“立余”3家钱庄，钱庄一切经营均由赵朴斋主持。赵朴斋此时已成为上海南北钱业会馆总董，堪称金融行家，商场老手，又熟知老城厢里钱庄运作的各种底细，所以这3家钱庄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与此同时，李也亭买下与久大码头相邻的油车、竹巷两码头及周围地皮进行扩充；又斥资20万两银元，在沪南开发房地产；还办起了慎记北号、万源糟坊和永大蛋作。此外，他也到家乡投资，在宁波有甬泰北号，在慈溪有同元当铺，在余姚则有元泰当铺。这种多元化的经营，使李家的财运更加亨通。作为李家在上海发迹的第一人，李也亭赤手空拳闯荡江湖，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财产，创下了商业王国，而他成功的背后，也离不开兄长李弼安的支持与付出。李弼安（承辅）则左辅右弼，力保家业长治久安。年长乃弟13岁的李弼安，牢记“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始终留在小港操持家务。同时，李弼安也非常重视对子侄的教育。他请了县里有名的塾师为也亭的独子梅塘和自己的儿子听涛、濂水、雨田和开蒙授课。这样，有兄长在家乡侍奉高堂、抚侄如子，李也亭才没了后顾之忧，安心在上海打拼。兄弟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恪守孝悌之道，始终敦睦无间，有无共之，其手足深情实为后世垂范。和那个时代很多经商起家者一样，李也亭也把商业利润投向土地，通过置房买田的手段来光耀门庭，保有富贵。兄弟两人在镇上盖了一座有两个院落的宅院，东院为惇德堂，由李弼安一家居住；西院为崇礼堂，由他和妻儿居住。但日常生活始终在一起，家中一切均由弼安执掌，听命于其母叶太夫人。对于含辛茹苦养育他俩的寡母叶太夫人，都是孝顺有加，冬温夏凊，晨省昏定，使其颐养天年。当老母病危时，正在上海经商忙得不可开交的李也亭，心急如焚，竟专门雇了一条轮船赶回镇海，终于见上了最后一面。李家16位兄弟中，受满清王朝所赐功名爵禄者超过半数。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荣，反而冲破藩篱，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洪流，挟其雄厚的财力，全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李云书原为清四品衔度支部郎中，亲自出面，为起义军光复上海筹款；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又出任兵站总监，设法向前方供应武器，保障军需。李薇庄原为清花翎三品衔江苏候补知府、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动用官钱局10万银元资助革命党人光复上海。李征五原为清花翎二品衔湖北候补道，他亲自率领敢死队攻克江南制造局，沪军都督府成立后，被孙中山授以少将军衔，出任上海光复军统领。这3兄弟在辛亥期间纵横驰骋，为上海、江浙的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上海解放前夕，李咏裳（李也亭侄子）也已耄耋高龄，早就不理外事。有许多人力劝他移居海外，老友朱吟江还送来了飞机票，敦促他尽速启程。他却说：“我是一个清清白白、正正直直的中国商人，在日伪时期，身为亡国奴，饱受欺凌，也过来了。共产党是中国人，真正为人民的政府，我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他们也决不会为难我。”李咏裳毅然决定留在国内。不久，他又听从义庄经理虞述圣的劝告，欣然将义庄所有的田产交与国家。在紧接着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中，李咏裳深明大义，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事业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却始终没有怨言，只是决定让孙子名立和名弘赴美留学。他平静地度过余生，于1954年安详地与世长辞，享年84岁，是李家第三代中最长寿者。李听涛（李也亭兄长之亲子、也亭生前亲自指定的事业继承人）为李氏家族完成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听涛和梅塘齐心协力，建成了《养正义庄》。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人们的宗族观念非常强烈，凡力所能及，都愿意为宗族效劳。而其方式方法，自从北宋范仲淹创设义庄，后世士大夫多踵而行之。镇海小港是个穷地方，李也亭发财致富后，看到李姓族人中连温饱也难以维持的，为数还相当之多。所以在生前曾与乃兄商议，有意投资建一个典范性的义庄，用来帮助李氏家族中清寒贫困者。没想到一场飞来横祸，使他郁郁而亡，而李弼安无此能力，没过几年也溘然长逝了。听涛和梅塘，则牢牢地铭记着父辈未竟的遗愿，因此一旦事业有成立即付诸实施。首先，拨出专款用来建造义庄。“规模之宏，建筑之固，为一郡之冠”“远近多取以为法”。其二，购置2000亩良田，其收入全部用于救济族中穷困者。最后又拿出数万两银子作基金，以备意外的突发事件所需。为保证资金公平合理地使用，又规定李家族人不得担任义庄经理，而聘请外族的正人君子管理。规定李家族人所能享受的主要资助，是受教育的学费，所以李家后代上大学乃至留学深造的为数甚多。1896年，他的母亲张太夫人去世，李濂水悲戚回乡，守灵3年，隐居于小港。据他的儿子回忆，他建有一间密室，里面收藏了大量当时违禁的新学和革命书刊，以及探索讨论变法维新的来往信函。李濂水卒于1912年，正是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元年。作为一个正直的忧时伤世的士大夫，其爱国之心深刻地影响着李家后人，他的子侄辈中有不少人投身于辛亥革命，毫无疑问，这与李濂水的熏陶大有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是李氏家族参与政治的重头戏。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全符合民族资本家要求发展企业、振兴国家的愿望，李云书及其兄弟李薇庄和李征五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

李薇庄日本巧遇孙中山1908年，李薇庄奉命到日本考察，巧遇世交赵家艺。家艺和兄长家蕃在留日学习时期，迷上了孙中山的学说，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赵氏兄弟边留学边经商，以经营所得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此期间，孙中山先后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潮州、黄花岗等地起义，所需款项巨大。赵氏兄弟从陈其美处获知孙中山困境后十分着急，而当时他们在上海经商，手头现金不多，便双双赶回宁波，把祖传田产大部分低价售出，以所得现款悉数捐给孙中山。这时，赵家艺听说李薇庄到了日本，专程前去密访，游说他也参与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事业。薇庄虽出身商家，但早年即受叔父李濂水的影响，步入仕途后又亲身经历官场的黑暗腐败所以他的内心积愤极深，经赵家艺一番鼓动，顿时豁然领悟，对于腐朽清廷，下决心反戈一击。于是李薇庄这位大清四品命官，赴日归来时身份大变，已是革命党人了。李薇庄雅嗜书画，收藏甚丰，自己的造诣也极高。曾满怀忧愤作《秋夜感怀》诗两首，书于一柄纸扇之上。他死后，长子祖韩、次子祖夔将这两首写在扇面上的诗装裱成册，遍请当年战友和名流题诗作画，以为纪念，兼雪父亲冤屈。先后题诗作画者有于右任、蔡元培、李平书、王一亭、沈曾植、袁克文等30余人。孙中山了解此事后，也亲笔题赠“子孙永保”四字，其寓意显而易见，既肯定了李薇庄为革命忍辱负重、功不可没，又希望李家第四代、第五代继承遗志、发扬光大。李梅塘（公元1841—1900年）是李也亭的独子，前清秀才。民国《镇海县志》对于他的为人评价甚高：“袭先人遗业，操奇制胜，家资至数百万。与从兄弟源、濂等合资建《养正义庄》，规模之宏为一郡冠。好义勇为，凡沪甬及本邑公益事务，暨输饷、赈灾、浚河、平道等费，前后至十余万金。晚岁构园家中，亭台花木，曲折有致，卒赠荣禄大夫。”梅塘的夫人张氏堪称巾帼英雄，是一位少见的“女强人”，为李家大增光彩。张氏是恩威兼施的，尤其对外人，以施恩为主。有一次，本地奸人诱骗贫苦子弟出国，卖到海外为奴，人数将近500名。这种事称为“贩猪仔”，人往往有去无回，属伤天害理的勾当。船出镇海口时被张氏获知，马上派儿子云书和征五赶到海关税务司，商量救援的办法。对方告之，可以用钱赎回。谁知宁绍台道故意拖延，很可能是收受了奸人的贿赂，让船脱逃而去。于是张氏再命云书和征五赶赴上海，发动在上海的宁波同乡联名致电国际红十字会，请他们出面关注这500个不幸的“猪仔”。同时拿出赎金，派人送到南洋。结果，除了已经死去的10余人外，全部得以回归家乡。张氏“独拯五百人”的事迹，至今仍被后人赞扬，载入了1994年版的《镇海县志》。实际上，张氏终其一生都在做慈善事业。1893年，镇海发生特大灾荒，饿殍遍野，她协助丈夫梅塘从外地采购万斛大米，赈济乡亲。此后在1898年、1902年、1908年，又曾出现严重饥馑，而张氏每次都尽心竭力为之，先是舍施家中存粮，不够了就去外地买米，“全活无算”。她为了海上的船只顺利航行，不迷失方向，又在普陀洛迦山建造灯塔。众人感激之余，赠以“乐善”匾额，她坚辞不受，实在推不了，就把匾额挂在李氏宗祠。张氏虽是一个从乡下走出来的女流之辈，却非常懂得时代大势，见识不同凡响。除了联姻成功，这位没有文化的妇女还特别重视教育。她先后出资白银10余万两，建办了4所学校嘉惠乡里。在如何培养家族接班人这个重大问题上，她格外明智，反对子弟在书斋里抱着古籍读死书，鼓励后代走出国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将来报效祖国。“教其子孙以游学海外。顾谓：兵家、法家言皆不足学，宜学农、工、商、矿、理、化、医诸科，可利国济人。”李家后人，果然是“秉遗训，多有学成回国者”。李也亭把所获得的一半利润，留给他在乡下的长兄李弼安。李弼安收到从上海来的资金后，在乡下购买农田，从而成为大地主；盖起了巨大的宅院，供家族成员居住；在乡下为乡民的子女建立了第一所学校；买进第一台发电机为他们的宅院供电，李家还建立“义庄”帮助乡间的穷困户。李云书有3个女儿：文兰、精圆和惠英。他为女儿们选择丈夫时，不再局限于宁波一隅，大女婿陈文翰是江西人，二女婿凌勉之是河南人，三女婿巫振英是广东人。这也是李云书的视野超越前辈的一种表现。3人中以凌勉之最有名气，曾追随周恩来投身天津的“五四”学生运动，以后又追随冯玉祥在西北军中参与反蒋抗日的斗争，是著名的爱国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