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青阳

能够顺利拿到17万元赔偿款，这是老于（化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近日，安徽阜阳籍农民工老于向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送来一面写有“诚心服务、心心相融”的锦旗，以表达感谢之情。

从屋顶坠落摔成重伤

2020年7月18日，一个艳阳高照的暑天，57岁的安徽阜阳籍农民工老于正在工地里一幢三层楼高的屋顶更换琉璃瓦。突然，他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摔到了一楼。“完了，可能要死了。”老于回忆说，当时他的脑海中闪出这样一个想法。不幸中的万幸，由于老于佩戴了安全帽，避免了头部受到致命伤。但送到医院检查后，情况仍不乐观，老于的肋骨断裂5根，左肺挫裂。其中，肺部有近1000毫升的积水，积水量几乎可以装满2个中型的矿泉水瓶。

老于的大儿子小楼（化名）这样描述父亲送医时的状态：“他捂着胸口，疼得脸色发白，浑身都是汗。”一场手术在所难免，固定好断裂的肋骨，抽出肺部的积水，老于脱离了危险。之后，他又在医院住院治疗了近40天。

商讨赔偿事宜未果

这段养伤的日子，老于过得并不安稳。住院、手术、用药，前前后后的费用加起来达9万余元。如何付清这笔医疗费，成了压在他心口的一块大石头。除了大儿子小楼，老于还有个小女儿阿兰（化名）。兄妹二人都在工地打工，都已成家，且都育有两个孩子。3户家庭的年收入加起来也只有十几万元。除去生活开支后，没攒下多少钱。“我们东拼西凑了3万元，但仍有6万多元的缺口。”阿兰说，“再付不上钱，医院就要停药了。”

为了填补这6万元的缺口，小楼和阿兰找到招录老于进工地的“老板”。几经交涉之下，对方终于同意垫付这笔费用。

2020年9月，老于出院了。“老板”很快派代表到他家中，与其商讨赔偿事宜。“他们只愿意赔偿我们6万元，我们不同意。”小楼说，对方离开前撂下的一句“狠话”坚定了他打官司的决心，“对方说，如果选择打官司，你们一毛钱都拿不到。”

申请法律援助

打官司就要请律师，请律师就要花钱，但老于一家已经拿不出那么多钱了。在阿兰的建议下，老于来到了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申请法律援助。

接下老于案子的是大蒲湾社区维权帮扶工作站的联络员张文球。当时已经71岁的张文球是维权工作的行家里手，有近20年的维权经验，经手办理了1000余起维权案件。“这类案件重点在于确定劳动关系。只有确定了劳动关系，才能知道该由谁来支付这笔赔偿款。”张文球说。

见到张文球之前，老于始终认为，谁招录自己进工地，谁就是他的“老板”。在张文球的查找和梳理下，他才第一次真正弄清楚了自己的劳动关系归属。

“一个建筑工程的相关方不只有发包方和承包方两家。为了利润，有些承包方会将工程转包或者分包出去。”张文球告诉老于，一直以来与老于打交道的“老板”只是分包方，真正的“老板”应该是从未谋面的承包方。

帮老于弄明白了劳动关系后，张文球又提出，老于的首选不应该是打官司，而是调解。他给出的理由也很现实：如果调解顺利，老于很快就能拿到赔偿款。而申请劳动仲裁或行政诉讼，审理过程就可能比较漫长。

老于对此深表同意。粗算后，老于向承包方提出了13万元的赔偿要求，但遭到承包方的拒绝。他们认为，老于是分包方自行招录，工资也由招录人员自行发放，与他们未建立劳动关系。

收到全部赔偿

多次沟通未果后，2020年12月，老于正式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关系确认。张文球成为了他的委托代理人。

2021年1月，仲裁委员会裁决确认老于2020年7月14日至2020年7月18日与承包方存在劳动关系。随后，2021年3月，老于被区人社局认定为工伤。12月，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老于为伤残九级。结合这两项，张文球对事故赔偿金额进行了重新计算，代表老于向承包方提出了22万元的赔偿要求，但再次遭到了承包方的拒绝。

2022年2月，老于第二次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经仲裁委员会调解，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承包方支付老于工伤保险待遇等费用共计17万元。老于在收到全部款项后不再向承包方提出其他索赔要求或仲裁、诉讼等请求。截至2022年4月19日，老于收到了全部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