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船”精神光辉照射下，东海之滨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倒蒋革命怒涛。经中共“三东”（镇海、鄞县、奉化东部和舟山区域）工委批准，中共定海县工委于1938年10月成立，领导舟山人民与敌作斗争。

1939年6月23日，侵华日军在飞机军舰掩护下，在定海登陆，设舟山基地司令部。同日向沈家门派遣一个中队，乘坐小艇，经马峙门，向墩头登陆。营地设在宫墩存济局，在宫墩、鹤岭泉、泗湾庙、伏虎山嘴等地设岗哨，舰艇巡逻沈家门港。侵华日军肆无忌惮杀人放火抢劫掠夺，无恶不作，罪恶滔天，馨竹难书。

在这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定海县工委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时任县工委书记王起，在长春岭会议上，决定把地下党组织活动转移到农村，开辟以黄杨尖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使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

当时，设在普陀的共产党领导体系，无论以县工委名义的集体领导或以特派员身份的个人负责制，王起是个关键人物。

王起(1917—1981)，原名王耀甫，又名王烈钧，镇海高塘乡人，1933年参加上海社会科学者联盟，193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任中共定海县工委委员。1939年6月定海沦陷后，任中共定海县工委书记，后任中共宁波中心特委组织部长兼定海特派员，创建吴榭乡抗日自卫队，开展敌后武装斗争。部队北撤后，受派坚持浙东工作，任中共宁波工委书记、东海游击总队政治委员等职。

1942年1月，王起安排共产党员、定海县工委委员王博平（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是“三东”地委委员，奉化县特派员）去北蝉钓门，以郎中身份在北蝉乡长家所开的药店门前，挂上“修植中医诊所”牌子行医。

为了扩大与各点联络范围，上级决定将诊所改为渔行，取名为“同济渔行”。

1943年2月，上级内调中共党员、农会主席、曾在商店学过生意的镇海人邵树棠，到渔行做帐房。

临行时，王起向邵树棠介绍情况、布置任务。“定海是日寇统治区域，斗争环境险恶，你去后要装扮成大商人模样。”他说，“一不准看书报，二不准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你能掩护自己身份，站得住脚，这就是你的任务！”

接着, 王起告诉邵树棠去定海的路线，他还要邵树棠带一件衬衫去找王修植(王博平)，再找王步行(詹步行)联系。虽然，王博平是邵树棠熟人，但他们接头还是用暗号。邵树棠说，调动工作时采取这种说法和做法，在他经历中还是第一次。

从镇海去定海的路上，为防止意外，邵树棠从镇海新碶头下船后，就一直在船底舱睡觉，第二天早晨到定海衜头，换船至鳌头浦，顺利地到达约定地点——惠民桥李保长家里，找到了王博平同志，由王博平将邵树棠带至北蝉钓门。

邵树棠住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做“良民证”，在北蝉乡落户。北蝉乡距白泉日寇据点只有20华里路程，邵树棠就按照王起指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隐蔽下来。

同济渔行由王博平当经理，邵树棠做账房，行里有职工多人，都是当地人。开渔行是稳赚钱的行业，在经营中，做到公平交易，经营的鱼货只拿合法的佣金，不谋额外剥削，所以，渔民们都信得过，股东们也信得过。渔行经营进展非常顺利，达到掩护以及本身生活自给等方面的目的。

邵树棠牢牢记住王起同志布置任务时的特别叮嘱，平时足不出户，口不多言，生活俭朴，说话规规矩矩，办事小心谨慎，因此被渔民称为老实可靠的账房先生。所以，在这段时间中，白泉的侵华日军虽然多次来钓门清乡、搜捕，同济渔行都没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