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为响应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去完成接受江南解放区的任务。

当时我们二区抽调出6名干部南下。有区委书记李文东、区委组织委员孔繁佐、文教助理员董玉清、事务长张玉三、文书程衍琦和我。区里用一辆马车送我们到长清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到肥城专署集中，路过家门口时，我四叔送给我一条灰色的毯子。

我们经泰安沿津浦铁路南下到山东临城刘村，被编为鲁中南区党委南下干部纵队七大队三中队。

1949年4月初，我们接到了支援前线的紧急命令，必须立即出发，急行军赶上部队。大家轻装出发，丟掉一切可不带的东西，当晚由徐州乘火车从东沿陇海路到新安镇下车，从此开始徒步千里行军。晓行夜宿，或晓宿夜行，每天要走七八十华里路。经宿迁、淮安、宝应、高邮、扬州、镇江、常州、苏州、湖州。5月5日,胜利到达杭州。

回想起来，千里行军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每到一个宿营地，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洗脚，再用针把脚上的血泡穿破，涂上红药水。有的女同志累得饭也不想吃，倒头便睡。特别是北方人越往南方，水土不服，生活不习惯，又加上南方雨水多，气候潮湿，不少同志生了病。尽管如此，没有一人掉队，也没有一人叫苦。

杭州解放后，我们进山联合围剿。当时我们区干部和区武工队有17人，加上解放军的一个班共有27人，两挺机枪。前边有2位尖兵探路，紧接着是区干部和区武工队，再后面是解放军一个班。从小潘村出来翻过一个山岭，只见前面有20至30多头牛向下石阜村方向跑。

当我们来到了一个开阔地带时，埋伏在山岭上的土匪向我们袭击，火力很猛。我们听到枪响立即趴下，因我走在队伍稍后边，已没有田塍可以依靠，便向前跑到一条田塍下趴下，子弹如下雨般打到我四周，溅起的泥土扬在我的脸上。因我们处不利地形，还击的火力不强。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作战经验丰富的王班长已带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绕到土匪的背后，猛烈开火，打得士匪措手不及，四散溃逃。这时原新四军的机枪排长申屠国有端起机枪大喊一声：“冲啊!”我们就冲了上去，在一个山岙里，抓到了5名土匪，其中有土匪副大队长。

这时战斗还未结束，前面还有敌情。解放军一位副班长使用的步枪枪管已打得火热，暂时不能再打了，急得他头上直冒汗。我见后，把自己正在使用的一支三八式步枪和20发子弹给了他。

我押着两名土匪，边打边撤走到下石阜村一条溪坑旁。为了确保安全，我决定不停下来继续走路。一直步行了10多里路到了窄溪镇，太阳已落山了。摆渡到了梅蓉，公路不敢走，只走玉米地和小路，夜晚8时多才到桐庐县委吃饭。这时，我觉得一只脚钻心地痛，原来我脚上只穿了一只布鞋，另一只在冲上山时丢失了，数天后脚上的水泡都没退。

小潘这一仗，我们与200多名土匪交锋，打死了土匪大队长姚子达等3名敌人，活捉了土匪副大队长付元燮等5名敌人。我们仅两名同志负轻伤，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胜利捷报立即在全县传遍。

1949年12月10日，我在剿匪战地——桐庐县石阜区政府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1948年9月参加革命时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