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我的亲生母亲在我一周岁时因病去世。我是在祖母和二婶的抚养下长大的。

因家里田地少，人口多，生活困难，在我五六岁刚懂事时，祖父将我父亲和几位叔叔都赶出家门，各自求生……

我从小就受到八路军的教育影响，记得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家还住着八路军，八路军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至今历历在目。

有一次，八路军官兵晚餐吃白馍，虽然每人数量很少，但有位战士还是将一半白馍分给了我吃。

我在6岁下半年入学读小学，7岁和长成叔跟我父亲读《百家姓》，8岁跟万守箴爷爷拜孔夫子读私塾。也就是那一年冬天，日本鬼子进庄，把我家的桌椅拿到院子里当柴火烧掉。鬼子还到处搜捕八路军伤病员、抗日分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

我9岁那年，堂叔万承良已加入共产党，回到本庄当教员，我和同村一些同龄孩子在他当教员的学校里上学，教的是八路军提供的油印教材，里面有不少革命的内容。从此我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誓死不当亡国奴成为自己幼小心灵的一个烙印。

因此，我于1940年秋参加了庄里的抗日儿童团，白天站岗放哨，晚上读书识字，有时还学唱八路军歌曲。我们抗日儿童团站岗放哨可认真了，从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有一次，一位货郎进村，向我们打听这打听那，我们就把他押到村里，首长表扬我们警惕性高，我们可高兴了。

在我10岁那年夏天，我们南院住着八路军战士，他们装备很差，子弹很少。那天，我和我二叔正在庄东的旱烟地里干活。上午9时多，只见骑着20多辆自行车的二鬼子(伪军)进了庄就与八路军打了起来，因八路军有群众的掩护，留在庄里的小股八路军与敌人打了一会，便转移到前下庄去了。可这次战斗也有两名八路军战士阵亡。此后，书读不下去了，我只能为别人打短工。

1948年7月初，我经中共地下党安排到保里当地下通讯员，给党支部书记万家齐烧水、送信，还要应付外面来的人。

到了9月初，长清刚解放，我听见二叔在祖父的北屋里间说到要我参加区里工作，事后还送我一支绿色的日本式水笔，作为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纪念。我祖母眯着老花眼，给我做了一套黑色的夹衣，让我穿上与党支部书记万家齐一块到了区里去报到。

我分配的新工作是跟财粮助理员，做支援我军攻打济南城的工作。此时，我算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