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峰

《夷坚志》是南宋时期文学家洪迈的代表作，是宋代志怪小说发展到顶峰的产物，被称为“自《搜神记》以来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很多小说作品，也常常取材于这本书。同时，这本书也是宋代社会经济、宗教文化、伦理道德、民情风俗的一面镜子，为后世提供了宋代时期各地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其中就有数篇涉及舟山群岛的故事，如《昌国商人》等。

南宋时期，普陀山已经成为浙东佛教胜地，士大夫、海外商人云集普陀山，一些地方史志、文人游记都有描述。那么，洪迈的《夷坚志》又是如何诠释普陀山的故事？志怪小说里的普陀山，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传说趣闻，或许荒诞不经，但也是对普陀山地域文化的一种反映，怪异传说的背后也有南宋社会历史的影子。

《余观音》篇中

的闽商与普陀

如今来普陀朝山进香的各地游客中，数福建的朋友最多。特别是闽南地区，厦门、泉州、晋江等，至今那边的很多朋友都称普陀为“南海”，历经数百年文化沉淀的观音信仰，深刻影响着当地民众的语言习惯。福建历史上以闽商而著称，靠海吃海，福建人走南闯北，下南洋，走东洋，普陀山也是他们祈福、候风的驿站，观音菩萨更是他们心中的保护神。洪迈采写的这篇《余观音》，并没有讲闽商在普陀山的遭遇，主人公只是“遥望补陀山”，就是这一“遥望”，更能体现南宋时期普陀山在闽商中的地位——那绝对是他们心目中的一座圣地！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有泉州客商七人，陈、刘、吴、张等，还有一位姓余。绍熙元年（1190）六月乘船出海。那位余姓客商，时时诵念救苦观音菩萨，饮食坐卧，声不绝口，故人称“余观音”。离岸三日，“余观音”生病了，这病啊还很重。船中最忌有病死者，按照当时的老规矩，众人在一座小岛上找到茅舍一间，置米菜灯烛生活必需品，当然还有药，扶余姓客商进内，诀别：“苟得平安，船回至此，不妨同载。”余姓客商悲泣无奈，“遥望补陀山，连声念菩萨不已”。后来的故事很“神话”，众人听到菩萨在空中说法，又见一僧人左手持锡杖，右手执净瓶，到茅舍来，以瓶中净水付余饮之。“余观音”的病就好了。

撇开志怪小说的灵异色彩，挖掘文章里面的历史背景还是蛮有意义的。

一是泉州闽商与普陀山的关系。宋代的闽商已经频繁来往于舟山群岛。唐末五代起，福建船商就已经开辟福建经宁波到日本的海上航线。据《福建省志·对外经贸志》研究考证，提出：“福建与东北亚的新罗的贸易往来则从泉州发舶，乘夏至之后的南风北上，先到宁波尔后续航，一般5～7天即可到达。” 宋元时期，泉州至高丽航线，也是从泉州出发经东海、黄海北上到达高丽。南风时出海，北风时回航。这条航线的后半程和明州往新罗、日本的航线重叠，因此古代福建往东北亚朝鲜半岛、日本的航线通常经过明州昌国县（即今舟山），并常在普陀山候风放洋。泉州客商“遥望补陀山”，说明普陀山早已经是福建商人的祈福之地。这一篇《余观音》可以算是见证闽商与普陀山关系的宋代早期文献。

二、观音信仰与航海的关系。早期福建民众对于观音的崇信，主要是因为航海，海商和渔民有祈福需求，“余观音”之所以诵观音，也缘于此。南宋时期福建海洋交通最为发达，福建地区神灵信仰更加突出，好佛成为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风尚。而观音被认为具有保佑人们远洋航海平安的超自然能力，因此而被闽商所崇信。这种信仰和当时高丽、新罗、日本的船商一样，他们都会选择在普陀山候风、祈福。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普陀山地名，南宋时期的文献一般都称梅岑、宝陀山、补陀山、补陀洛迦山，那时候似乎还没有形成“普陀山”这个海岛地名。故《夷坚志》宋代钞本也写作“补陀山”。今出版的一些点校版《夷坚志》以及一些文献数据库文本，常把“遥望补陀山”写作“遥望普陀山”，是误写还是宋代版本确有“遥望普陀山”这个写法，值得商榷。

《顶山回客》篇里

的普陀礼佛

《顶山回客》这篇神异故事，讲的是平江（今苏州）常熟县僧人慈悦，结庵于县北顶山，白龙庙之傍。凡三十余年，精心打理白龙庙，这个庙据说是有祷必应，十分灵验。绍兴三十二年，慈悦七十八岁，忽得重疾，病入膏肓。某日来一位客人穿白苎袍，眉宇轩昂，上山谒白龙庙，见慈悦病，就为他诊疗，不久药尽则病愈。问来客姓氏乡里，仅云：“我回客也，临安人”。过了两个月，又来了另一客人，说是从临安来的，“因观补陀山观音至此，出一卷画赠悦”，曰：此我所为者，即去。慈悦打开画，画中是薜荔果和吕洞宾画像。原来所谓“回客”就是吕洞宾（吕洞宾，自号“回道人”）。文末说，县主簿赵彦清为作记。这篇文章是洪迈根据常熟县官员赵彦清的记文写的。

这个灵异故事，是想说明好人有好报的道理，也是关于吕洞宾的一个神话传说。文中出现“观补陀山观音”这句话，反映了一个江南民俗，南宋时期，苏州常熟已经有民众前往普陀山进香礼佛，这句话并非作者的刻意杜撰，只因当时有这种风气。作者当然也可以说“上天竺观音”，南宋时期的杭州上天竺山观音名气也很大的，是中国白衣观音的起源地。文中只所以补上一句“因观补陀山观音至此，出一卷画赠悦”，反映南宋时期普陀山已经是江南民众公认的佛教圣地了，苏州的百姓也经常前往普陀山，走杭州、宁波这条线路，这也反映南宋时期苏南浙东的运河水系，大大方便了民众交通。南宋时期关于普陀进香祈福的文献，多数是说海商或官员文人活动，而这篇《顶山回客》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南宋苏州民众的普陀进香习俗。

这篇《顶山回客》，既叙述吕洞宾的妙手回春，又道观音信仰的广泛性，而且吕洞宾还是从普陀山拜了观音回来的，这个故事的编造，就完全反映了南宋时期佛道齐尊的现象。北宋末年，宋真宗、宋徽宗都崇信道教，吕洞宾的地位当然很高。到了南宋，宋高宗、宋孝宗更信仰佛教，于是吕洞宾都得去拜观音了。看来两位作者，无论赵彦清还是洪迈，他们的创作觉悟还是蛮高的。

《海山异竹》篇里

的聚宝竹

温州有位商人名张愿，绍兴七年（1137），出海做生意，遇上大风浪，漂浮数日，迷失方向。后来到一座岛屿，见山上长满竹子，高大修长。停船靠岸，张愿等人上山砍了十根青竹，作为船上的篙橹。竹林里走来一位白衣老者，告诉他们赶紧回家，再晚就回不去了，又向他们指点迷津，可往东南行。不久，张愿等人平安回到家乡。他们带来的十根竹子，用掉九根做桅樯，还剩下一根。岸上过来一伙日本商客和昆仑（西域）客商。他们对那根竹子感兴趣，双方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被昆仑商人以五千缗购去。张愿等人不解此物，昆仑商人说：“此乃宝伽山聚宝竹，每立竹于巨浸中，则诸宝不采而聚。吾毕世舶游，视鲸波拍天如平地然。但知竹名，未尝获睹也。虽累千万价，亦所不惜。”

原来这海山异竹，是宝伽山的聚宝竹，只要宝竹浸入深水，宝物自然聚拢而来，用它撑船，提起来便是满船珍宝。这当然只是船商们编出来的美好愿望罢了，海上风险实在太大，他们多么希望能发点洋财，早日脱离苦海。

这则故事的背后，也反映了宋代民众的观音信仰。白衣老翁，实际上就是白衣大士的化身。佛教认为，观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胁侍，能够协助阿弥陀佛善男信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据说观音为完成这项神圣使命，常身穿白衣。白衣观音在民间被认为可以消灾延命、保护家人平安，妇人求儿等也都可求拜白衣观音。在宋代，观音大多被刻画为白衣妇人，但也有化身白衣老翁的，《海山异竹》里的白衣老翁就是观音相。

在北宋，紫竹林白衣大士已经流传民间。如，北宋哲学家邵雍《梦林玄解》卷五《梦占》“普门大士”条：“占曰：紫竹林中，白衣大士现千百亿身，救度众生，女子梦之生佳儿。”白衣大士和紫竹林有缘，后来又衍生出紫竹观音。

船商心目中的普陀山是一座“修竹戛云”的海上仙山。看故事的发生地，最后有昆仑商点出这是“宝伽山聚宝竹”，宝伽山就是“宝陀山”“补陀洛迦山”的音变，是印度梵文地名Potalaka的一种音译，其意思即“小白华”“光明山”等。从另一方面看，“宝伽山”一词也可能是民间神异故事的传播流变导致地名的异化。

普陀山出宝竹，类似的海商故事在宋代还有其他版本。如，同是南宋初期的文人郭彖，也写过一部纪鬼怪神异之事的《睽车志》， 据说也是为迎合宋高宗喜鬼神事而作。其中有一篇关于四明巨商的神异故事。

绍兴辛未岁，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余日，抵一山下。连日风涛，不能前，商登岸闲步。一直走到山顶，发现有寺院，彩碧轮奂，但很少见有僧客。唯方丈室有一僧独坐禅榻。四明商人说，舟久阻风，他愿意供养五百僧人用斋，以祈福祐。次日，山上寺院一下子来了很多僧人，真是奇怪。斋后焚香沦茗，商人视窗外有竹，千叶如丹，就向僧人讨了一竿。商人削竹为杖，用刀一削就发光，极其神异。到某国家，商人携竹杖登岸，有老叟看到，就用一罐珍珠来交换竹杖，还告诉商人：“君亲至补陀落伽山，此观音坐后旃檀林紫竹也。”……

这则故事，明白无误地说明这是发生在普陀山紫竹林的神异传说。其和《海山异竹》传说，其实都说明南宋时期的普陀山，是海内外商人们祈福候风的驿站，是海上丝路上的避风港。对海商们来说，普陀山的紫竹林是宝竹，他们或许梦想着发财，但实际上，平安才是这些海商们的最大祈求，所以他们需要普陀山，每次遇到大风大浪才会引发出这样的神异故事。那么船商们又是如何在普陀山祈福？《睽车志》里的四明商人，“舟久阻风，欲饭僧五百，以祈福祐”，这是一种方式；南宋文人张邦基在《漫庄漫录》中说：“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祈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即古代新罗国）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者”，这也是一种方式，还有就是《余观音》里的闽商，“遥望补陀山，连声念菩萨不已”……

纵观《夷坚志》里关于普陀山的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涉及南宋船商的故事，这对于了解海上丝路与普陀山的历史文化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