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有学者及报刊资料均认为，民国时期，沈家门几次较大规模的施医施粥活动，是一些慈善家的个人行为，最为被后人念叨的是王荣祥（又名王阿祥）办的“时疫医院”和“王阿祥办舍粥摊”。可大量史料记载和口碑表明，这些施医施粥善举，均与存仁局有关，或者说是存仁局与慈善家共同所为。
民国时期，普陀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缓慢，环境卫生较差，霍乱、天花、白喉、疟疾、流脑等疾病流行较为凶猛，甚至出现死亡。《普陀县志》对当时境内传染病流行情况有这么一段话：“民国6年（1917年），沈家门霍乱流行。死者枕藉。”
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民国27年（1938年）那一次。据记载，那年，沈家门附近的舵岙、芦花霍乱流行，居民逃避一空。虾峙岛时疫大发，药物告竭，半月死亡50余人。
就在人们“谈疫变色”的危急关头，存仁局做了一件让人们世代流传的善事。以王阿祥为首的存仁局董事们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建立临时‘时疫医院’，开展施医、施药”的决定。不几日，时疫医院“不敷收住，死百余人”。王阿祥等又当即在存仁局道地（小广场）搭建茅屋5间，增设临时病房。
据当时得过时疫病、被时疫医院救治过的韩友信等老人回忆，当时临时时疫医院门诊部设在存仁局内，中西医生均是从宁波、定海等地用高薪聘请来的；病房不够，除在道地搭建茅屋外，又借用了附近沈家门民众教育馆；最多时收住时疫病人200多名；派出医生向舵岙、芦花等村民发放药物无数；救治沈家门及附近地区数千病人。
至于临时时疫医院开办的时间，民国27年10月的有关报刊清楚记录着：“沈家门宫墩临时时疫医院……于七月一日起开始注射防疫针液，并收容患者。兹以气候转寒，疫病绝迹，特定于本月二十五日宣告结束。”从以上的口碑和这则消息可以证实，临时时疫医院的开办时间有近四个月之久，这也证实临时时疫医院的院址在沈家门宫墩存仁局内。可见兴办临时时疫医院，是存仁局与慈善家王阿祥等人共同所为。
存仁局再度重视的仁道行为，还有至今仍在流传的荒年施粥之事。1996年出版的《沈家门镇志》对存仁局荒年施粥之事作了如下记载：“清末民初，遇荒年，沈家门存仁善局举办临时义捐，平粜或施放米谷。民国24年（1935年）大饥荒，宁波旅沪同乡会拨给沈家门等地赈米176石，运至沈家门增和米行，由各乡镇长具领。民国29年大饥荒，金塘、长涂等地大批难民拥入沈家门，商人王阿祥等发起募资筹粮，在新街、泥道头等地设施舍粥摊半年之久，每天有难民数百排队领粥。”
《沈家门镇志》的这段记载，是一段有考据、有数据的文字。虽然在民国24年的大饥荒赈济中没有直接提到存仁局，但那次赈米的筹划，也与存仁局董事们的活动有关。因为增和米行，不但是沈家门存仁局初创时期的主要成员之一，在民国24年时，它还是支撑存仁局“董事制”的十大米行之一。而且，那次赈米也是由增和米行发放。民国29年的大饥荒施粥，可能是沈家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施粥活动。
黄云隆先生曾在《文史天地》撰文说：“1940年春，农村陆续发生断粮，村民连草根树皮都抢着吃，饿死者时有所闻……（沈家门）水产运销商王阿祥见此情景，顿萌施舍之心，在家人和几位有实力的知己支持下，组织人员选定他家隔河南面一块空地（今普陀工人文化宫旁），搭起帐篷，砌筑大灶，放上巨镬，购入大米和柴草……每天约8点开始，发给每位饥民一瓢粥（一大碗）……一直坚持到春粮收获。”
虽然《沈家门镇志》和黄先生的文章都没有直接点明这次施粥与存仁局有关，可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次大规模施粥是慈善家王阿祥发起的，而王阿祥当时又是存仁局的主要董事之一。更何况有人证明，当年他在“向商号富户募款筹粮”时，打的是“沈家门存仁局”民间慈善组织的牌子。
虽然存仁局施医、施粥等社会救济活动，无法满足当时灾荒救济的需要，但这些慈善活动为当时官方有限的慈善能力，起到了一定的帮扶作用。
老辈口碑
揭开存仁局格局迷雾
纵览存仁局从组建到消逝的百年历史，回顾存仁局走过的几度闪光和挫折，我们可以看到，渔都的志士仁人为不断弘扬中华儒家慈善文化，为渔都广大民众的生活利益和死难者的安置而不懈奋斗着。存仁局董事、司事以施医、施食、舍棺、办学等为宗旨，制定了一系列推进渔都慈善的办法，在“存仁局米捐条例碑”、《沈家门存仁局征信录》等多份文献中均有记载。正如当时定海县一位负责人的中肯评价：存仁局“慈善事业，实为最大善举，先人思虑之周，行之无異，社会上受益实非浅鲜。”近年出版的《县志》《镇志》也如实记录了存仁局董事们的善举，如张晓耕、刘寄亭、陈永藻、楼谷人、王阿祥等人在民国时期的活动事迹。因此，存仁局的历史也是渔都海洋文化的一朵浪花。
有人说，文物古迹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沈家门存仁局的古遗迹，是由不断轮回的光阴积淀起来的深厚民居文化和重要人文资源。随着时间推移，它的每一块砖、每一根柱础，都在向人们诉说着百年前一代渔都商帮仁人的辉煌历史，诉说着这些士绅米商发家致富的同时，没有忘记回报家乡，如在赈务便捷的宫墩捐建了渔都第一座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用房，践行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的人生信念和“济世留名”的创业信念。
存仁局原是一座海岛民居式的三合院，外人路过时不会对它有太多注意。但在当时，它却是渔都众多商帮和慈善事业的主导中心，它关注着来沈家门谋生的困难民众，情系着渔都民间的社会救济。
为了让我对存仁局原建筑格局有一个感性认识，原住在存仁局附近的诸位老先生陪我去了存仁局遗址看了看，并叮嘱我一定要把这桩事记下，让后人不要忘记渔都曾经拥有过“存仁局”这张历史名片。陪同的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从小就在存仁局的院子里玩耍，有一位还在存仁局里读过四年小学，所以他们对存仁局的格局至今依旧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回忆当年存仁局时，脸上满是欣喜与温馨。
老先生们告诉我，据他们父辈相传，存仁局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扩建过，但他们自己亲见的是约民国8年（1919年）那次重扩建正屋5间两厢10间的格局。90多岁的朱老先生指着现在的墙基和宫下路说：“存仁局旧址就在该路西侧，院门朝东开。存仁局最后一次扩建时，我约4岁（民国8年）。”当时的他经常跑到在建的存仁局工地上，去看桁条上悬挂的灯笼和放在中厅间的烤火盆。扩建后的院子比以前大很多，房屋也增多了，整座院子分成东、西两进院落，各有院门可以进入，但又是相连的。东院分别设过议事厅、大成殿和关帝殿，也办过学校等。每季度，沈家门各米行的斛子（一斛子五斗米）验校工作就在议事厅里举行。
后来，东院另一部分变成了沈家门锐进小学，有4个班级。民国23年时，锐进小学并入沈家门初级小学后，空出来的房屋被恢复为大成殿和关帝殿。当时的大成殿是祭孔正殿，殿内供奉着孔子、孟子的塑像，以及颜回等四配十二哲人牌位。旧时每年祭孔活动都要在此举行。正殿里还供奉着关公坐像。每年正月初一香火最盛，五月廿三关帝生日烧香求签者不断，热闹非凡。由于人们对关云长印象特深，渐渐地把供奉孔子、孟子的大成殿给淡化了，导致后来人们只知道存仁局里设有关帝殿，而不知道大成殿比关帝殿还要早设的历史。
西院是作为沈家门米业同会、八闽渔业公所等民间自治组织的办公用房。米业同会实际上是代理存仁局处理露尸掩埋及舍棺等事务。一到打暴天(舟山方言音译），福建渔民在八闽渔业公所处理有关海损事务时，常把存仁局挤得水泄不通。过了几年，他们在滨港路择地建起了八闽会馆。八闽渔业公所也随即迁到那里。后来以楼谷人等为首的乡绅，在西院组建了“沈家门大对船公所”（可能是沈家门恒安渔业公所和永顺渔业公所），负责调解处理沈家门本地大捕船和大对船的渔捞海事纠纷，代办渔、盐牌照手续，照顾伤病死亡渔民善后及参与鱼价议定等事务。
直至日军侵占沈家门，被日军占作司令部后，存仁局在外借房，运作一二年后被迫停止各项慈善活动。抗战胜利后，存仁局西院改为沈家门镇公所办公用房，东院被存济医院使用。
通过分析，几位老先生的讲述是比较靠谱的。《镇志》上说，民国4年5月，由士绅张晓耕等人发起，在宫墩存仁局里创办了沈家门锐进小学，学生达80人左右。这与老先生讲的到民国12年已有4个班级的基本相符。而且还可以看出，存仁局在民国8年的重扩建，显然是锐进小学出现新的需要，即与学校逐年扩班、校舍不够用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口碑印证了沈家门米业同会是代理存仁局“收敛露尸、施舍棺木”的主办单位。
毋庸讳言，沈家门存仁局虽然在赈灾、施医等方面活动之活跃，受助难民之多，但民间社会救济有其局限性，与其同期或后期出现的其他慈善机构一样，较难长时间维持。但存仁局的慈善行为，一定程度地促进了沈家门的向善之风，其意义不容忽视。
如今，我国民间慈善已经起步，国家机关主导下的社会慈善事业参与更趋广泛，组织化、制度化也更为科学合理。人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接受并再次吸纳这些原本属于历史的东西，对于那些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人而言，将大大激发他们的慈善热情，使民间力量在慈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